第362章 联席会 (第2/3页)
三菱”。
岩崎弥久如此拼命倒并非因为他多么爱国。要知道，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总共有2.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相当于平时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这块肥肉，最后全都到了“三菱”、“三井”等财阀的嘴巴里。“三菱”和“三井”发现，一致对外竟可以获得这样多的好处，过去“窝里斗”是如此愚蠢。从此，它们惟恐一日没有战争。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使日本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将这笔赔款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军，“三菱”从此走上兵器制造的道路。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积极参与大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三菱”更是获得了大批订单。其中“雾岛”、“武藏”等战列舰非常有名，而八七式轻爆击机、九二式侦察机和九三式重爆击机也是“三菱”的杰作。“三菱”依靠军火订单实现了爆发式成长。1931年，侵华战争开始。在战场上，“三菱”出产的各式战舰，以及“零”式战斗机为日本军国主义冲锋陷阵。在经济领域，他们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打着“学术”的幌子，对中国各地的资源财富进行调查。当时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用于制造军火的金属，“三菱”的情报对日军进行有目标的资源掠夺大有帮助。
更令人发指的，是“三菱”曾从中东等地购买鸦片贩销到中国，与日本政府、军部、特务机关一起大赚毒品钱。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就盈利约10亿日元，“三菱”的所得也可想而知。当时“三菱”的知名度非常之高，以至于东条英机的次子东条辉雄在大学毕业后就挑选“三菱”作为工作单位。东条辉雄曾参与“零”式战斗机研制，并担任过“三菱”的副总裁。
60多年后，在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地位、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右翼思潮抬头等情况下，它所生产的武器，无疑对中韩等东亚国家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一旦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台湾当局将极有可能成为三菱重工的重要买家，通过日本获得大量进攻性武器。令人担忧的还有，“佃和夫与日本右翼势力纠缠在一起”。据日本媒体报道，对日本政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佃和夫，为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给予了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尽管三菱重工公司曾发表声明“辟谣”，但“佃和夫”这个名字还是出现在“支持（右翼教科书）者”的名单上。
这时候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社长鹿岛清二也附和道：“我也支持佃和夫君的建议，对于long我们日本应该视之为仇敌，对于所谓的long歌迷联合会一定要予以坚决的取缔，不然必将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埋下祸根。”
相对于佃和夫来说，鹿岛清二更加热衷于政治，并且明显的带有右翼色彩，他是日本国内多家右翼政治社团的主要资助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是日本大型综合建筑公司，全球第三大建筑承包商，世界500强企业，其业务遍及四大洲的40个国家与地区，拥有53家主要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该公司的海外总部分别设在北美、东南亚（新加坡）和欧洲，并在中国、斯里兰卡设有办事处。2002在中国上海，鹿岛建设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鹿岛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主要承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建筑.目前在中国地区的年产值约5亿元人民币。而事实上鹿岛建设的企业经营，早就和日本侵华并为战争服务而密不可分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鹿岛即直入伪满洲国，承接了兴宁线等铁路工程。1932年又开始从事国道和铁路的特命工事的建设工程。之后，又大量从事与关东军密切相关的兵营。兵器厂军事工程，以及用于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特殊工事等。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更紧密地服务于日本侵华和对中国物产资源的掠夺，鹿岛建设的重点放在修筑铁路和特殊工事方面，主要的如这个时期的承古线、通临线、同塘线、张北线，还有以掠夺煤炭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大同矿山开发等等。而同塘线（大同一塘沽）的开通可以把大同的煤炭源源由此运往日本。
而最为著名的就是1945年由中国被掳劳工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发动起义后被杀的事件了。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行抓往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当年的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作“人间地狱”。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每天做15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以橡子面、苹果渣充饥。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劳动于严寒和冰冷的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1945年6月30日晚，耿谆、王敏率700名中国劳工终于暴动。劳工们打死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一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2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暴动惨遭镇压。重落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更为残酷的变本加厉的迫害。酷暑7月，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体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
至此，被强掳花冈的979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创业于大保十一年（1840年），以拥有150年以上的历史为自豪的鹿岛建设，在自己浩瀚的社史之中，对强掳中国劳工之事，连一行文字的记载都没有留，而作业点报告上，竟编造谎言说，中国人每天或随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游泳，打棒球、乒乓球，摔跤，开运动会，观赏电影，听留声机，拉胡琴，吹笛子，以及传阅杂志。在“中山寮”中国劳工所受到的，却是名副其实的牛马不如的奴隶待遇。他们被鹿岛随心所欲地残酷虐待的历史真实，在秋田判决、横滨判决时已经得到澄清。
1989年12月22日，“花冈惨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发表致当年残酷地奴役过他们的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信中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三项要求:一、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二、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三、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以资象征性地补偿受难者肉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幸存的老人们强调表示，如鹿岛建设公司“执迷不悟”，纵使千载之后，他们的子孙也要继续讨还“血债”。幸存者们提出了三项要求，委托新美隆、内田雅敏、田中宏、内海爱子、林伯耀等在日人士与鹿岛建设公司进行交涉。
1990年7月5日，在东京鹿岛建设公司本部，“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代表与鹿岛建设公司副社长村上光春，就谢罪与赔偿问题进行当面交涉。谈判结束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对“花冈惨案”负有“企业责任”，并表示了“谢罪之意”，对于赔偿，鹿岛建设公司只是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必须通过对话努力进行解决的问题”，表示待以后协商解决。 2000年11月，“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然而，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仍拒绝道歉和赔偿。而事实上，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欺骗花冈惨案受害者，在没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骗取高龄受难者“同意”签订的“和解条款”，美国“日本侵华浩劫纪念”筹委会公开予以揭发批判，呼吁全球华人声援花冈惨案受害者，重开庭外和解谈判。
批判书指示，“和解条款”与花冈惨案受者1989年12月22日公开信及1990年7月5日“共同声明”的宗旨和内容是背道而驰的，其口气好像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口吻，丝毫没有对迫害花冈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奴工和屠杀其四百一十八人滔天罪行的忏悔之心。鹿岛推御花冈惨案的责任，掩美国惨案真相，不提奴工们因不甘愿受日本人虐待迫害，宁死反抗而起义，是对日本侵略者榨取奴工劳力，侵犯人权，违反大西洋宪章及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反抗。鹿岛公司以五亿日元之款作为以受害者“祭奠”之需，完全抹杀其因杀人而赔偿的真谛，试问区区五亿日元能抵花冈死难的四百一十八条人命吗？不知改悔又如此吝啬能谈得上是“友好”吗？ 批判书还说，以富豪资本家之心态，给花冈受害者一些施舍，这不仅污辱受害者及其家属，也污辱了全体中国人。
做为家族企业“鹿岛建设”的大日本思想一脉相承，对中国抱有先天性遗传的歧视和仇恨心理，鹿岛清二就是如此，在场所有人当中，也许只有他对long这个个人报以十万分的仇视，欲杀之而后快，这不仅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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