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三百二十二章 (第2/3页)
806年至1807年，岛上遭遇了严重的大干旱，食物短缺问题日益严峻。这进一步加剧了殖民者与土着之间的冲突。英国囚犯甚至自行组成了“丛林骑兵”，他们四处抢夺食物，无恶不作，制造了更多的暴行。系统性的压迫开始显现。殖民者对土着的资源抢夺、生存空间挤占，特别是野蛮的“圈地运动”，使得土着的传统狩猎地被大片侵占，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们不仅侵占土地，还对塔斯马尼亚女性施以残酷的性暴力，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是对一个民族尊严的彻底践踏。一些土着儿童也被强行带离家庭，送入全封闭学校，目的在于强制他们接受白人文化，彻底斩断他们与自身传统的联系，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同化与灭绝。
1823年，殖民者在政府的授权下，获得了惊人的175，704公顷土地。他们以此发展农牧业，却彻底破坏了塔斯马尼亚土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这种掠夺式的开发，使得土着的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他们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冲突的烈度不断升级。1828年4月，英国亚瑟政府颁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名为“隔离白人与原住民”。这项公告实质上为杀害土着提供了法律上的掩护。数月之后，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颁布了臭名昭着的“戒严法”。该法公然将土着称为“国王公开的敌人”，允许士兵随时对他们开枪，这无疑是对塔斯马尼亚人发出的死亡宣告。
到了1830年，冲突已经扩展至全岛，演变为一场被称为“黑色战争”的全面对抗。澳大利亚作家梅尔维尔在1835年首次提及这个词，记录了这段残酷的历史。塔斯马尼亚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为了生存而浴血奋战，据记载，有五十多名英国殖民者在冲突中丧生。然而，力量悬殊的对抗最终走向了悲剧。1830年10月至11月间，殖民者对残存的塔斯马尼亚土着进行了地毯式的围捕。大约两百名幸存者被残酷地驱赶到巴斯海峡的弗林德斯岛，那是一片孤立而条件恶劣的流放地。弗林德斯岛的生存条件极其艰苦，饥饿和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如流感和肺炎，迅速蔓延开来。这些疾病对缺乏免疫力的土着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仅仅十年内，被流放到岛上的土着人数从最初的约两百二十人锐减至四十余人，这几乎是一场有预谋的群体性死亡。到了1847年，塔斯马尼亚土着的总人数已经降至四十人。这个数字昭示着一个民族正在走向消亡。1869年3月，塔斯马尼亚最后一个纯种土着男子兰奈因霍乱性腹泻去世。他的离去，让一个古老民族的血脉又少了一支纯正的延续。七年后，即1876年，最后一位拥有纯正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妇女特鲁卡尼尼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的去世，宣告着纯种塔斯马尼亚人的彻底灭绝。特鲁卡尼尼临终前唯一的遗愿是希望被火化，骨灰撒向大海，回归故土。然而，殖民者连她最后的尊严都未予尊重，她的尸体被制成标本，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成为又一个殖民暴力的铁证。
然而，历史的真相在某些人眼中，却是可以被随意涂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塔斯马尼亚土着灭绝原因的争议突然甚嚣尘上。一位名叫帕特尼西亚·科宾的学者，于1982年初发表了《谁是屠杀塔斯马尼亚土着的元凶？》一文。她在文章中公然否认白人对土着的屠杀，甚至宣称土着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濒临灭绝。科宾将白人描绘成“和平使者”，声称他们手无寸铁，并未参与屠杀。她甚至倒打一耙，称白人“天真幼稚”，而黑人则“阴险狡诈”，暗示白人才是受害者。科宾将塔斯马尼亚人灭绝的原因归结为他们自身的饮食习惯、生育危险、卫生条件、婚姻习俗以及所谓的“外科手术”缺陷。她试图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土着自身，为殖民者的罪行洗脱。然而，这种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调，立即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格里菲斯大学的林达尔·莱恩博士在《塔斯马尼亚土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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