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刘盈 (第2/3页)
现不是那么回事。
也许史官不会可以将某事黑的颠倒成白的，但史官完全可以漏写某事，略写某事，详写某事，并发表一通议论来引导读者的判断。尤其是官修的史书，当书写本朝史时，是非常注意文过饰非的。就算没有出于文过饰非的考虑，而撰史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也会导致他偏向或者排斥这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在笔下体现出来。
如此说来，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又如何能相信它就是真正的历史？
看别的女孩子对这段历史的解读，《不如不遇倾城色》里这样写：喜欢惠帝贴身相护如意，以及那个早晨不忍叫醒弟弟的这点点人情，“即使江山是自己的却无力去行，也不忍去看，步步都踏着亲人的血，不如就立定于此蓝桥之上，凭栏看罢。
把这用亲人的血泼就的江山扔给想要的女人罢，她要的都给她，是对自己的救赎。”
哑然失笑，女孩子就是这样，很温柔的解构着历史，纵然荒唐如周幽王，也可以从烽火戏诸侯的调亮底色里，窥出一点点真心。
作为一个皇帝，这样做自然是不合格的。于是司马光指责惠帝：“弃国家而不恤……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资治通鉴》卷一二。）
可是，其实，我也喜欢这样的一点点人情。因为不管怎么样，知大谊而放弃了小仁的皇帝已经有太多，所以能够笃于小仁的皇帝，也是很珍贵的。
更亲近于烟火人间。
每个人都知道，大谊重于小仁，可是，站在凡夫俗子的立场上说，我觉得，把握住更实在的小仁，作为一个人，会更幸福一点。
以惠帝一朝而言，司马迁只写吕后本纪而未为惠帝单列一传，其中，关于惠帝的事情，也是极少的。其中，借高祖口评价惠帝“仁弱，不类我。”又记载惠帝在观人彘后，“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最后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史记》在史书中有着极崇高的地位，因此，极大的影响了后人对惠帝的印象，吕后人彘固然惨绝人寰，但以一个皇帝而言，因此灰心丧气，“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事情吧。好赖司马迁最后给了一个垂拱而治的评价，虽然只是附带附带。《汉书》班固倒是对惠帝抱着怜惜的态度的，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曹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
越往后世，离汉朝越遥远，当时之事，越遥不可及，真相亦越发渺茫。大汉皇朝覆灭，刘氏尊荣不再，人们对刘汉的畏惧淡去，说话也越发不客气起来。
仅读史记惠帝观人彘这段记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惠帝在遭受重大心理创伤后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后世根据史书，司马光指责惠帝“弃国家而不恤……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也有人指责他“轻社稷，斯诚汉家之庸主，高祖之逆子”（《论吕后****与诸吕事件》，《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1969年。）有些学者也因而认为这是司马迁不为他立纪的原因。
但惠帝真的此后日饮为淫乐，不理政了么？
同样根据史记记载，第二年七月相国萧何去世前，惠帝亲临探视并询问继任人选，这说明他并未在观人彘后即不问政事。后来，曹参日夜饮酒而不问政务，惠帝亦责怪他说：“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这哪里像是不理政的样子？
我尊敬司马迁，但我越读史记，越觉得这其实像是偏纪实性的小说，真实性……？。同样，关于吕后欲赐齐王肥毒酒的记录，据史记记载，惠帝不知所持的是毒酒，只是坚持以“家人之礼”对待齐王，忤逆其母的意涵并不明显。然而，依据刘向记载，惠帝知道吕后欲毒死齐王后坚持要替齐王饮下毒酒，意欲死谏，吕后因而作罢。（注：《新序·善谋下》。刘向是皇族人，楚元王的四世孙，生年大约晚于司马迁四五十年。）关于刘家家事，总觉得，刘向的记载较可信一些吧。叹息。而且，“垂拱”不是“不听政”，不是“轻社稷”，也不是“弃国家而不恤”，而是“无为而治”。在汉初百姓十室九空，民生凋敝的情况下，高祖以及往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采用的都是黄老治国，无为而治，为什么对别人都是赞誉，到了惠帝这里，却是指责呢。
西汉初年刘吕之争，惨烈异常，两个大汉最尊贵的姓氏，都死了很多人，吕后死后，吕氏形同灭族。但是这些皇族内部的争斗，对百姓民生的影响不大，大汉国力，在几代皇帝坚持的休养生息中，渐渐发展，终于迎来了武帝的巅峰时代。
惠帝从来没有弃国家于不恤，他的存在，对吕后的钳制作用是极大的。至少，惠帝在时，除了母亲的两个哥哥，吕后不能为吕家争取到更多的侯爵之位。如果惠帝真的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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