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章 新政综合症（四） (第2/3页)
体察，委之地方绅董。······挟私自肥。百姓以为厉己，则怨窦丛生，驯至布散谣言，酿成事变。”
从1904年到190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直接针对地方自治的骚乱事件就遍布全国15个省区。其中湖广37起，两方向15起，陕甘12起，两江3起，东北3起······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自治会董事被殴打，自治局被捣毁。有的骚乱甚至波及周边省份。新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但没有感受到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兴奋和益处，反而被索取太多的财富和资源。
但是局势还是在进一步失控。贵州官员惊报：“饥民为会匪煽动，聚众抢掠，其势渐及燎原”；四川地方官上报朝廷：“盗风增剧，将酿巨乱。”两广总督提醒朝廷：“人心思乱，处处有一触即发之机。”
这些清政府官僚口中的“会匪”，即在刘飞扬的暗中支持下日渐浮上水面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在危机时代，革命派与民变的结合将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起的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由于改革中出现的社会脱序、通货膨胀、人口爆炸、流民、失业等社会问题，都必然会引起不同地区、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带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力求进入政治场所，各自谋求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所有这些诉求，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可能都具有合理性，但在改革初始阶段，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都远远不足以满足上述种种需求。这种人们政治诉求的高水平与客观条件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诉求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在政治层面上，势必会引起剧烈的政治参与涌动。这种参与压力与某种西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会出现以激进主义为特点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政局动荡，并进而可能形成社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