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生命与诗的对谈（下） (第2/3页)
急流勇退同样是一种真正的先锋精神！
由此我想起那个以《麦田守望者》一举成名然后永远销声匿迹的塞林格的一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档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那一年里，我和我太太协同作战，我写作的，她带孩子，有时她也写，每个月的稿费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元，在珠海生活是没问题的。当时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做一桌的酒菜，把宋词、还有其他都是移民的邻居喊过来喝酒，一直喝到半夜，天天就过着这种流水席般的生活，然后就熬夜写作，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就是在珠海这段时光。
苏：你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狂热的诗歌写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专栏写作，你觉得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吗？
朱：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珠海的写作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闲待也是没事，另外一个毕竟写作是我天然的能力，还是想写点东西，也算是给生活的补贴。这样既可以把我这么多年沉淀的东西写出来，还想通过写作这种方式赚点生活费，养家糊口。
苏：现在看来，你在珠海这一年的生活是你生命中是非常愉悦的时间，那为什么不像宋词那样选择在珠海生活呢？
朱：在珠海待了一年后，一个是不能坐吃山空，一个是还想干点事，当时并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想再找个地方。决定之后我就又找了个理发店理发，第一份工作当时很大的一个公司科龙电器，当时是公关部需要一个头儿，我就去了，结果三天就跑了，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适合机械化的大组织生活。然后就跑到北京，还是你的朋友帮我介绍了山东一家上市公司，他们想做重组，当时给我一个财务总监职务，跟他们忽悠了小半年。
诗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苏：那时我刚回国不久，2000年吧。也就是说你的诗歌实际上留在了上一个世纪，那我们现在单纯地谈谈你的职业和生活的选择，有时职业的选择也是鬼使神差，你肯定没有事先预想到，你会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朱：实际上这又跟诗人有关系了，到北京年以后，不得不提到无论对中国诗坛还是对我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徐敬亚，应该说我是真正把他当作亦师亦友的人。在诗歌上我也感谢他，当年通过他的《深圳青年报》平台，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而我真正进入房地产领域，也是徐敬亚把我带进去的。当时老徐也像我一样，无论是生活所迫还是为了干事，已经成为房地产策划大师了，他当时在河南郑州一家公司做总策划，后来是总经理、首席顾问等职位。当时这个河南这家公司要改制，要找金融专业人才，老徐就把我介绍去了，去做董事长助理。在郑州待了有大半年，跟敬亚、小妮两口子住在一栋别墅，朝夕相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对诗歌，甚至对写作，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我特别感谢老徐，其实我跟老徐一样，去郑州肯定是一个临时之举，所以呆了半年，再加上跟那家公司的老板有很多东西契合不上，我就又跑回北京，这是2001年，这一年算是我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一晃过去十三年了。
苏：这十三年里，房地产正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实际上有些滑稽，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更多的源于你的专业的判断，这和有过专业训练是不可分的，你最后成立亚太商业不动产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培训和行业顾问等工作，是有远见的，它能让你有一个广阔施展的你想法的空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诗，你和老徐、小妮在一起生活了有大半年吧？和他们近距离的生活是不是又产生了写诗的愿望呢？
朱：没有，一点都没有。你不是也劝我把过去的作品整理出来出一本诗集吗？不是我装作无所谓，确实没有发表或者出诗集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还说一个对我个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死亡、孤独的情绪一直在笼罩着我，我总觉得我这一生，这种虚无的东西像空气一样，经常让我瞬间感到窒息。
苏：你不是说过写诗是对抗虚无的方式吗？你既然还活着就是没有找到死去的理由，而这种虚无的情绪又在每时每刻地困扰着灵魂，为什么不用更强大的方式，比如写作去对抗这种虚无呢？况且从我们的青春开始，诗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最后它是不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表现了你的内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出口，诗是独特的表现方式，包括现在你想重新成为一个诗人的愿望吗？
朱：没有要重新成为诗人的愿望。我只是觉得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尤其后来从商业的第一线退出，到清华大学包括现在自己做的这种专业培训，其实这个转机也是我另外一个转折点。一个是商界多年的拼杀和危机、风险相伴的生活让我厌倦了，一个是成为成功商人的失败主义也让我厌倦了，还有一个是骨子里的人文情怀也好，或者是虚无主义也好，我只能接受选择的结果。我选择去清华大学做培训，是想做一个从容却不一定很赚钱的事情，这份工作最起码是我喜欢的，可以自主支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运作。当然在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中，诗歌也慢慢开始复苏，有时像潮水一样从我的后背开始蔓延淹没，但我没有想在所谓的诗坛上获得诗人的位置，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一个诗人，不需要任何人来验证。人有两条腿，我认为诗歌是我精神人生的第三条腿，它最终能使我的灵魂能找到真正的平衡。
苏：实际上你在1980年代中后期介入诗坛用力过猛，当时我就劝过你，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一直认为写诗是个人的事情，不能把它搞成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如果不是前几年做了《诗探索》杂志的义工，我就不会参加任何的诗歌活动，说实话，我还是习惯和商界的人打交道，他们比较真实，能合作就携手，不能合作就各忙自己的事，而诗歌圈则不同，有太多的搅拌和立场。即便一直坚持写诗，也是和所谓诗坛没有关系的，一是厌倦它的存在，一是视它并不存在。
朱：没错。我认为诗歌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或者情绪可以表达，一个是给自己写的，第二个是给诗人写的，第三个是给读者写的，对我来讲，骨子里我就认为诗就是给自己写的。1989年以前之所以更多的是把它变成诗歌运动，更多的是想得到现代诗人群体的认可，这是不是你说的功利性的一种呢？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读者的感受和阅读而写诗，我认为写作完全是自己主观的真实的想法，写出来了就行，我也不会主动寻求发表的地方。作品一旦完成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认为写作与发表与传播是两码事，我写的时候一定给自己写的，最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能不能获得认可是另外的事情。我崇尚自然主义，无所谓，尤其到了今天，读者或者诗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诗应该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
苏：如果让你自己划分，你怎么来描述最影响你诗歌写作的主要节点呢？
朱：从诗歌的角度讲，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几个节点了，首先说不是诗歌对我的影响，是死亡，童年时代的死亡触发了我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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