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九章 秋风 (第3/3页)
了御座前象征性的珠帘，直直落在天皇的脸上，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请陛下，移居京都东山，修心养性，参悟神道。”
殿内死寂！落针可闻！所有公卿都懵了，以为自己听错了，移居？参悟神道？这...这是什么意思？
源本义仿佛没看到众人脸上的惊愕与茫然，继续用那平静无波的语调说道：
“倭国百二十年乱世方靖，百废待兴，外有强魏如日方升，内有民生凋敝待哺，值此存亡绝续之秋，政令需出一门，意志需贯于一道，容不得半分掣肘与空耗，陛下既为天照大神之后裔，当超然物外，以神道教化万民，凝聚人心，这世俗权柄，治国理政之重担...就由臣源本义，代陛下，一肩担之！”
轰--！
这番话如同九天惊雷，终于炸醒了所有呆滞的头脑！移居？是幽禁！参悟神道？是架空！代陛下担之？这是要...篡位！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关白之位，他要的是天皇的御座！他要彻底终结这延续了许多年的、神权与世俗权柄分离的格局！他要成为倭国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主！
“源本义！你...你大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公卿，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源本义，声音尖利得破了音，“你...你这是谋逆！是亵渎神灵！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岂是你...”
“呛啷--！”新九郎腰间的太刀瞬间出鞘半尺，冰冷的寒光映照着老公卿瞬间煞白的脸，殿外，传来一阵整齐而沉重的甲胄摩擦声--显然，皇宫早已被源本义的亲军牢牢控制。
源本义甚至没有看那老公卿一眼，他的目光依旧只锁定着御座上的后柏原天皇，仿佛殿内其他人都是空气。
后柏原天皇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血色褪尽，嘴唇哆嗦着，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看着源本义那双深不见底、毫无情绪波动的眼睛，看着殿内那些噤若寒蝉、无一人敢再出声的公卿，看着新九郎那半截出鞘的、散发着血腥杀气的太刀...一股巨大的、无可抗拒的寒意瞬间将他淹没，他想起了无数被权臣废黜甚至弑杀的天皇...反抗？用什么反抗？用这身华贵的礼服吗？
“陛下，”源本义的声音再次响起，“唯有如此，臣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倾举国之力，追随大魏之航迹，扬帆四海！去博安洲拓荒，去南洋贸易，去西洋学习火器造船之术！用刀剑为倭国劈开生路，用血汗换取粮食、铁器、知识！让我倭国子民，终有一日，碗中也能有一块...实实在在的肉！”
后柏原天皇浑身一震，最后一丝力气仿佛也被抽干，他看着源本义眼中那燃烧的、仿佛要吞噬一切的火焰，又仿佛看到了京都街头那些捧着粗劣麦饭、眼中终于有了些许生气的平民...他颓然瘫倒在御座上，华贵的礼服也掩盖不住那失魂落魄的狼狈。
“...准...准关白...所奏...”他用尽全身力气，挤出几个细若蚊蚋的字，随即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彻底瘫软下去。
源本义微微躬身，动作标准却毫无敬意：“谢陛下隆恩。”
他直起身，目光扫过死寂一片的朝堂，扫过那些面如死灰或惊魂未定的公卿，最后落在象征天皇权威的御座之上。
“即日起，改元‘维新’！诸般新政，由我亲裁！”
他转身，紫色直垂的下摆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大步走向那象征着倭国世俗权力巅峰的御座。
殿外，秋风穿过松林，沙沙作响。
倭国的新时代彷佛真的要来了。
是这样么？
......
倭国京都，魏龙兴十七年（西历1313年），深秋。
曾经象征源氏维新宏图的本能寺，在萧瑟秋风中更显沉寂。殿阁深处，已从关白晋位为摄政王的源本义，伫立窗前，窗外，不再是昔日他畅想“扬帆四海、倭国自强”的豪情景象，而是京都街头一队队身着玄甲、手持新式火铳的魏国士兵的身影，以及远处港口方向隐约传来的、悬挂魏国龙旗的庞大炮舰低沉的汽笛声。
距离他在这本能寺前廊下定下“追随大魏航迹”的决断，距离他于清凉殿上悍然废黜天皇、改元“维新”、誓言带领倭国挣脱附庸命运的豪言壮语，仅仅过去了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是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也最为血腥的转型期，其目标直指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魏国殖民巨兽的阴影下，复制其崛起之路，以求自保乃至超越。
源本义的“维新”肇始于对绝対权力的攫取。终结百年战国的铁腕，为他扫清了内部所有掣肘。他解散了公卿贵族脆弱的朝廷体系，将象征神权的天皇彻底“圈禁”于东山离宫，成为纯粹的精神符号。他以魏国北境王府幕僚制度为蓝本，建立了以“藩王亲裁”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幕府官僚体系，史称“新幕政”。其核心国策，便是“师魏长技以制魏”：倾尽国力，派遣“遣魏使”如饥似渴地学习魏国火器制造、造船航海、矿冶铸造乃至行政管理技术；不惜以近乎竭泽而渔的方式开采国内残存的金银矿脉，换取魏国特许商行的贷款和技术设备；强制推行“兵农分离”，将大量武士转化为工坊技工或海外拓殖的先锋；在长崎、堺港等地模仿魏国模式建立“特许工场区”，生产火绳枪、仿制魏式火炮、建造西式帆船。
源本义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其手段不可谓不酷烈。据《维新十年录》记载，光定十年（西历1296年），倭国长崎造船厂成功仿制出第一艘具备远洋能力的魏式三桅炮舰“破浪丸”，被视为维新伟业之里程碑。同期，倭国仿制的“铁炮”（火绳枪）产量激增，装备新式“御亲兵”，一度让魏国在倭贸易代表感到了压力，甚至短暂缩减了私掠船的袭扰频率。源本义本人，更是常在京都御所召见学成归国的“技官”，详细询问魏国最新的蒸汽机原理、博安洲的殖民模式乃至南洋的贸易网络，眼中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火焰。
然而，倭国的“维新”之路，自始便行走于魏国殖民体系的钢丝之上。其致命缺陷，如同跗骨之蛆：
其一，经济命脉的绝对依附。维新所需的技术、设备、乃至维持工坊运转的原材料（如优质铁矿石、硝石），极度依赖对魏贸易。倭国用以支付的，是几近枯竭的金银储备和近乎掠夺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生丝、铜、硫磺以及--在魏商“契约劳工”制度诱惑下--大量被以“海外拓殖”名义输送出去的倭国青壮劳力。《长崎海关志（龙兴十年）》触目惊心地记载：当年倭国出口生丝四万担，铜锭三十万斤，而输入清单中，“特许魏商”提供的“维新机器”及配件、军火原料占比高达七成，价格则由魏商行会“协商”定价。这种畸形的贸易剪刀差，如同巨大的抽水机，将维新积累的微薄财富源源不断抽回魏国。源本义试图建立国家专卖制度（如盐、铁）以对抗，却因魏国凭借《神户补充协定》获得的“最惠国待遇”及治外法权而处处碰壁，魏商总能通过买办网络和武力威慑轻易绕过。
其二，社会结构的撕裂与透支。强制性的“兵转工”和“海外拓殖”政策，彻底动摇了武士阶层的根基与社会稳定。大量失去主家、被迫进入工坊或远赴博安洲、南洋“垦荒”的下级武士，在恶劣环境和低微收入中积聚着对幕府的怨恨。而工坊内，为了追求效率以换取外汇，工人的境遇比之高丽丝织女工更为残酷。《堺港工场见闻录》描述：“工者昼夜轮替，机杼之声不绝，监工鞭影如蛇，稍有怠惰即克扣口粮。女工十指溃烂，男工咳血于粉尘，活过五载者十不存三。”农村则因青壮流失和重税（用于支持维新）而凋敝，饥荒频仍。源本义梦想的“一块肉”，对绝大多数挣扎求存的倭国平民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社会矛盾在“维新”的光鲜外表下持续发酵。
其三，魏国不容挑战的霸权意志。源本义的一切努力，其终极目标在于摆脱乃至挑战魏国。这从根本上触动了魏国“龙兴盛世”下不容置疑的东亚秩序。当倭国仿制的炮舰开始出现在琉球海域，当倭国“遣魏使”试图绕过官方渠道接触魏国蒸汽机核心技师时，魏国朝廷的耐心耗尽了。在魏国看来，倭国的“维新”已非依附性的学习，而是危险的“僭越”与“不臣”。龙兴十五年，魏国以“倭国工坊非法仿制帝国专利火器”、“倭国浪人袭扰帝国博安洲殖民点”及“倭国幕府拖欠特许贸易款项”等“十宗罪”为由，向源本义发出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幕府彻底解散新式海军、开放全境通商、接受魏国财政监理官入驻京都。
源本义拒绝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豪赌。他寄希望于二十余年积累的新式军队和本土作战的优势，能重演当年魏国挫败北方强敌的奇迹，至少能迫使魏国回到谈判桌，承认倭国一定的自主地位。龙兴十七年春，魏国远征舰队司令、晋王顾准统率的庞大舰队，搭载着久经沙场的陆军精锐，以“惩戒不臣，维护商道”之名，悍然登陆九州。
结局，早已注定。
倭国仿制的“铁炮”在魏国装备了击发装置和刺刀的新式燧发枪面前黯然失色；倭国引以为傲的“破浪丸”舰队，在魏国蒸汽明轮战舰的猛烈炮火和机动优势下，于关门海峡血战中全军覆没；源本义寄予厚望的武士“玉碎”冲锋，在魏军严整的线列步兵方阵和密集的排枪齐射中，化为京都郊外漫山遍野的尸骸。魏军的炮火甚至轰击了京都外围，象征维新成果的工坊区在烈焰中化为废墟。
是年深秋，在魏军刺刀的环伺下，在京都御所森严的大殿内，曾经意气风发的“维新大将军”源本义，脸色灰败，颤抖着手，在魏国使节代表递上的《京都条约》上，盖下了象征倭国最高权力的将军印。
条约之苛酷，远超想象：
1.彻底去武装化：解散所有新式军队，仅保留象征性治安力量；所有造船厂、兵工厂由魏国监管或拆除；长崎、横滨、函馆、大阪四港及临近区域划为“魏国租界”，由魏军永久驻防。
2.经济命脉拱手相让：倭国海关由魏国海外都督府直接管理，关税权尽失；魏商获得在倭国全境自由居住、经商、开矿、设厂、购置地产之权；倭国所有已探明矿藏开采权优先授予魏国特许商行；魏国“大魏银行”获得在倭发行货币权。
3.政治傀儡化：倭国幕府及名义上天皇之继承、重大官员任免，须经魏国驻倭总督认可；魏国享有在倭“领事裁判权”。
4.文化奴役：强制推行魏国官话为倭国官方语言及教学语言；倭国士子科举需加试魏国经义策论；魏国获得在京都、江户等地建立“同文书院”传播魏国文化之权。
签字的朱砂印泥，在源本义眼中殷红如血，如同当年本能寺庭院石缝间被雨水打落的樱瓣。他全力改革以图存续的倭国，终究未能逃脱被彻底殖民的命运，且过程轻易得令人心碎。他的梦想，在魏国资本与武力的碾压下，化为了京都街头魏国士兵丢弃的、被野狗争抢的肉骨头。
源本义的“维新”，如同一场在魏国殖民飓风中点燃的篝火，曾短暂地照亮了倭国一丝自主的希望，其引入的技术、制度乃至对旧秩序的摧毁，客观上为倭国被动卷入近代化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口。它瓦解了封建等级最顽固的壁垒（武士阶层），催生了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强行植入了近代工厂制度和雇佣关系，甚至在屈辱中播撒了“魏学”的种子。然而，这场由独裁者推动、以依附为起点、意图挑战依附的“自强”运动，其本质是对殖民逻辑的拙劣模仿与绝望反抗。它未能改变资源匮乏、体量悬殊的根本劣势，更严重透支了倭国的元气，最终引来了宗主国更彻底的征服与制度化的殖民统治。
当魏国龙旗在京都城头升起，源本义在御所幽暗的房间里，或许终于彻悟：在魏国主导的殖民帝国时代，边缘岛国的挣扎，若非彻底融入其体系成为附庸爪牙（如参与掠夺更弱者），便只能在“学习-追赶-触怒-被碾碎”的循环中，迎来更为深重的“半殖民地”炼狱。倭国的创伤性转型，至此烙下了比高丽更为彻底的依附性印记，其“维新”之梦，终成泡影，只余下龙兴十七年深秋的京都，那彻骨的寒凉与无边的沉寂。--节选自《倭国近代化的创伤性转型》，京都帝大历史研究所，山本信一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