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看不见的战场【4K】 (第3/3页)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赞赏。
只是由于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于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于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将邺城“国学”批臭、批伪,荆州士林内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态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争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冲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兖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于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邺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态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众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着《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着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并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并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于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