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章 朝中有人好做官 (第1/3页)
永昌练了几个月的兵，终於有了那麽一点底气，开始将勇卫营的模板铺向各地。
京师、蓟辽各处新军加起来，差不多接近两万人数。
但其费用、人手、军备都是原来配额中就有的。
例如辽东示范营9000人，难道要额外筹备这9000人的饷银吗？
整个蓟辽，军饷数百万，那钱没有新军之前，还不是每年流水一般流向这弹丸之地？
新政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体系进行优胜劣汰。
然後将早已腐朽溃烂的赏罚通道、饷银链路重新理顺，并通过专门项目赋予的政治优先级，来减少中间的漂没与损耗罢了。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稀缺的资源从来都不是白银。
而是「政治注意力」。
或者更直白些，是永昌皇帝的注意力。在这脏污不堪的百年官场里，新政若是大开大阖，全面铺开，注定是鱼龙混杂的局面，最终只会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明版「百日维新」。
到时候就是奏疏之中处处向好，实际上却处处糜烂。
在整个国家机器生锈卡死的时候，唯有天子的目光所聚之处，才能够如聚光火燧一般，在这死局中开辟出极小、却又具备蓬勃生机的立足点。
政治注意力的稀缺，便是制约新政铺开速度的最大枷锁。
而这个逻辑，放到整个蓟辽棋盘之上，同样如此。
几个月前，在孙承宗与永昌皇帝的第一次君臣问对中，定下的本是辽左、蒙古、东江、辽南四方合力的宏大战略。
但如今，这盘大棋却悄然变了味道。
东江与辽南这两个方向，几乎在第一期的蓟辽方略中被搁置到了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极其鲁莽、极不优雅的「辽左顶头局」。
不再寻求四方合力，更不去构建海路协同，而就是简简单单地在宁锦方向筑城修堡，要与建州硬碰硬地打上一场。
如此不优雅的战略抉择，绝非孙承宗抑或永昌一人之念，而是多方势力相互撕咬、妥协後的结果。
其一，是青城之战後，蒙古态势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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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宁锦一线，察哈尔部还是和大明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抗击建州的。
但在十月入冬之後，孙承宗撒出去的游骑，已经有好几次探查到察哈尔与建州互派信使，暗中勾兑。
双方聊了什麽，聊到什麽地步，就连正在筹备南逃的「鱼皮水饺」都探查不出。
但对於察哈尔有可能的背刺，却不得不防。
这一战略形势转变，自然迫使整个蓟辽的战略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宽阔的蓟辽全局上收缩。
察哈尔、哈喇沁、宁锦、辽渖这一带，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永昌元年这一战的筹备，在最恶劣的前提下，是以大明同时硬抗察哈尔与建州两方来准备的。
囤积物资，兴修堡垒，看似是以守待战，要与建州作过一场。
但本质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在这处预防对方联合动手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永昌帝应下这个永昌元年开战的战略，看似大胆，但根底里其实还是受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影响。
其二，便是皇帝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中各个派系的牵扯。
过去几个月在京中，有资格参与蓟辽战略讨论的都是些什麽人？
马世龙、袁崇焕、袁继咸、孙传庭、孙承宗，乃至洪承畴。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以蒙古、辽左等地的军功政绩，来作为自己政治进步的踏板。
至於远在海外的东江，因为冬日渤海湾的漫长封冻，连入京参与博弈的资格都没有，被迫在这场权力盛宴中失去了声音。
纵然齐楚浙党（阉党）因为天启朝时与东江建立的旧日联系，试图发出过几声微弱的呼喊。
例如霍维华，就曾在公开讨论中提议，在辽东示范营的第一期中加入水营配置，以联通东江。
但这般试探，终究在皇帝对东江那晦暗不明的态度前，偃旗息鼓，不敢再继续开口下注。
至於蓝图中准备筹建的第四方势力—辽南新镇，在这种局面下，自然更是分不到半点残羹冷炙。
世人皆以为谋国如对弈，落子无悔。
却不知这庙堂之算，往往是权衡与妥协的畸胎。
众口交相逐利之下，再宏大的蓝图，也要受到人心的影响。
正是战略与权力这两座大山的挤压，导致蓟辽战略异化成了如今「重陆轻海」、「重西轻东」的局面。
而原本预设中，要调往辽南方向担任兵备道的毕自肃，也因此阴差阳错地迎来了他的新差遣。
在京中那位担任户部尚书的兄长毕自严的暗中发力下。
毕自肃从诸多候选人之中成功突围，拿到了「边关税务总局」的筹备大权。
这便是真实的大明官场生态。
姻亲、地域、政治、师生、派系利益，如同一张绵密幽暗的巨网，从下至上，层层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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