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一个新成立的跨界合作项目组 (第1/3页)
一、 晨会上的“意外”与死寂后的涟漪
三天。
对张艳红而言，这七十二个小时，漫长得如同三个世纪，又短暂得仿佛弹指一瞬。
每一分，每一秒，都浸泡在巨大的压力、无休止的焦虑、以及一种近乎麻木的、机械般的坚持里。
母亲那里，她没有再去酒店。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也不能。韩丽梅那句“自己解决”和“不要影响工作”如同紧箍咒，死死勒在她的头上。她只是用新办的、最廉价的手机卡，给母亲那个老旧的手机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没有解释，没有哀求，只是用最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语气，陈述了几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她的工资数额（隐瞒了大部分）、在南都市的生活成本、韩丽梅只是上司而非救世主、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如果母亲再来公司闹事，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她立刻失业，全家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哥哥的婚事、弟弟的学费、父亲的药费，将全部化为泡影。
短信的最后，她写道：“妈，要么，你相信我，给我时间，我会尽力。要么，我们现在就一起回老家，我找个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大家一起过更苦的日子。你选。”
这条短信，她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指节捏得发白，眼泪滴在屏幕上，晕开了字迹。发送的那一刻，她感觉像是亲手扼杀了心里某个柔软的部分，冰冷而刺痛。但发送后，一种奇异的、带着罪恶感的轻松，也随之而来。她知道，这是威胁，是摊牌，是将亲情放在现实的天平上称量。很卑鄙，很不孝，但这是她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划清界限的方式。
意料之中的，母亲没有回复。没有电话，没有短信，石沉大海。这种沉默，比任何哭闹和斥责都更让张艳红感到煎熬。她不知道母亲是妥协了，还是在酝酿更大的风暴，抑或是彻底对她这个“不孝女”死了心。但无论如何，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当林薇告知她，酒店那边反馈她母亲已经自行退房离开，并未续住，也没有再到公司来时，张艳红悬了三天的心，才终于从嗓子眼稍微落下去一点，却并未感到轻松，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夹杂着愧疚和茫然的疲惫。
家庭的风波，以一种粗暴的、两败俱伤的方式，被暂时按下了暂停键。而另一边，工作的“考试”，她熬过来了。
那晚从韩丽梅办公室出来后，她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却凭着最后一丝不肯熄灭的本能，强迫自己坐回电脑前，戴上耳机，屏蔽掉脑海中所有嘈杂的声音，将全部注意力灌注到那份该死的会议纪要上。胃痛、头痛、极度的疲惫和精神的崩溃，如同潮水般反复冲击着她，她就死死咬着牙，手指僵硬地敲击键盘，错了就删，删了再写，一点一点，从混乱的录音和潦草的笔记中，梳理脉络，提炼要点，组织语言。
效率低得可怕，进度慢得像蜗牛爬行。好几次，她盯着屏幕上那些扭曲的文字，眼前发黑，几乎要晕过去。但她没有停。韩丽梅冰冷的话语，母亲沉默的威胁，失业的恐惧，像三条鞭子，在她身后狠狠抽打。她不能停，停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凌晨四点，天空泛起鱼肚白时，她终于敲下了最后一个**。文档洋洋洒洒近万字，结构清晰，要点明确，争议焦点和待决议项一目了然，甚至还在最后附上了一些基于会议讨论的、初步的可行性思考和建议。虽然文笔算不上精炼，有些细节或许还有待商榷，但作为一份紧急赶工、在情绪崩溃边缘完成的会议纪要，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合格”的范畴，甚至……带上了一种被逼到绝境后迸发出的、近乎偏执的严谨。
她没有立刻发送。而是趴在桌上，昏睡了不到两个小时。闹钟响起时，她挣扎着爬起来，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强忍着剧烈的头痛和翻腾的恶心，将文档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了三遍，修改了错别字，调整了格式，直到确认没有任何低级错误，才在八点五十五分，准时发送到了林薇的邮箱。
发送成功后，她瘫在椅子上，久久无法动弹。没有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只有一种虚脱后的茫然，和等待宣判的麻木。
林薇的回复在一个小时后抵达，简洁一如往常：“收到。已转韩总阅。” 没有评价，没有反馈，像石沉大海。
张艳红不知道这份纪要命运如何。她也不敢去猜测韩丽梅看到后会作何感想。是认为她勉强过关，还是依旧觉得不够专业，不足以抵消她带来的“麻烦”？她只知道，自己已经做到了在当前状态下能做到的极限。剩下的，交给命运，或者说，交给韩丽梅那套冰冷的价值评估体系。
接下来的两天，她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强迫自己专注于手头一切琐碎的工作：整理文件、核对数据、回复邮件、参加各种无关紧要的例会……她努力表现得“正常”，甚至比以往更沉默，更低调，几乎将自己缩成了一个透明的影子，避免与任何人有不必要的目光接触和交流。同事们探究的、好奇的、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她统统视而不见。苏晴几次试图凑过来“关心”，也被她以“忙”为借口，僵硬地挡了回去。
她知道，关于她和母亲那场闹剧，关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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