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脆弱的平衡 (第2/3页)
本朝太宗皇帝当年欲行封禅而未成的记载,反复翻阅。他会在武则天来问安时,状似无意地提起:“听说兖州今年风调雨顺,是个好年景。” 或者 “泰山郡守的贺表写得颇有文采。” 甚至有一次,他握着武则天的手,望着帐顶,喃喃道:“媚娘,你说,朕若是能效仿古之圣王,行封禅大典,告成功于天地,后世史笔,会如何写朕?”
武则天每次都会温柔地回应,将话题引开,或是以“陛下龙体为重,待圣体大安,何事不可为”轻轻带过。但她的眼神深处,警惕的寒光,一次比一次锐利。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感慨,这是野心的萌芽,是垂死之人对不朽声名的最后、也是最疯狂的渴求。而李瑾那日究竟对陛下说了什么,才会让陛下生出“封禅”、甚至“二圣同祭”这等惊世骇俗的念头?
她没有直接去问李瑾。他们之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在朝堂上,在涉及国政时,他们是配合无间的盟友。但在涉及皇帝,涉及最高权力归属的敏感地带,他们都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必要的沉默。武则天只是通过北门学士,更严密地监控着长生殿的一切动向,也留意着李瑾在枢密院的一举一动。她需要判断,李瑾那个“共享”的建议,究竟是出于稳定朝局的公心,还是藏着更深的、她尚未看透的个人图谋。
朝堂之上,因为这微妙的帝后关系变化,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平衡”局面。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一批“拥后”派官员,依旧紧紧追随武则天的步伐,但行事比以往更加“规矩”,至少在表面上,对皇帝的旨意(哪怕只是随口一提)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授意或暗示,不再像过去那样,公然将“天后旨意”置于“陛下圣裁”之前。
而一些原本对皇后干政心存不满、暗中同情皇帝的老臣,如刘仁轨、郝处俊等,在目睹了皇帝登台大赦的“英姿”后,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上疏时,开始有意无意地强调“陛下圣明”、“仰赖陛下乾断”,虽然实际的政务裁决权依然在紫宸殿,但这至少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皇权“回归”的期盼和声援。两派之间,少了几分以往的剑拔弩张,多了几分心照不宣的谨慎与观望。
真正处于这平衡核心的,是太子李弘和梁国公李瑾。
李弘的日子并不好过。父皇那夜的沉重托付言犹在耳,母后日益严厉的教导和越发繁重的政务见习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仁孝,聪慧,但性格偏于文弱敏感。他既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又常常感到无力承受他们的期望。父皇似乎在“好转”后,对他过问更多,但问的多是经史诗文、圣人教诲,对他的理政建议,往往只是淡淡点头,不置可否。而母后则截然相反,她要求严格,批阅他的政务笔记时常毫不留情,对他在朝会上不够果断的表现也会私下斥责。他感觉自己像被两股方向不同的力量拉扯着,无所适从。他开始更频繁地前往梁国公府,似乎只有在温和睿智、从不给他压力的李瑾那里,才能找到片刻的放松和真正的指引。
李瑾的处境则更为微妙。他是皇帝“释怀”与“托付”的对象,是皇后在朝堂上最重要的军政盟友,也是太子依赖的师长。他像一根坚韧的丝线,维系着这三角关系中脆弱的稳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平衡”有多么脆弱——它建立在皇帝对身后名的渴望、皇后对实际权力的掌控、以及太子尚未成熟的现实之上,任何一方的念头变动,或是外部一个意外冲击,都可能让这平衡瞬间倾覆。
他谨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枢密院,他雷厉风行,推进募兵改制,整饬边防,但所有重大决策,都会形成详尽的条陈,同时报送紫宸殿和长生殿“御览”。他定期入宫探视皇帝,汇报军务,言语间一如既往地恭敬忠诚,偶尔也会顺着皇帝的话头,探讨几句“古之圣王封禅以彰功德”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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