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瑾倡百家鸣 (第2/3页)
，并非要人死守章句，而是要通晓世事，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管子通权达变，富国强兵；商君厉行法治，秦国以霸；孙子洞悉兵机，百战不殆；墨子擅守御，重实用；甚至医者扁鹊、工师公输，皆有其专精，有益于世。吾辈读书，当以圣人之道为体，以百家之长为用，方不负平生所学，不负朝廷养育。” 在一次视察国子监，与师生座谈时，李瑾如是说道。
这番话，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经学诗赋为正途的士林氛围中，可谓别开生面，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场的许多年轻学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过实干出人头地的士子，却听得心潮澎湃。长期以来，他们被束缚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注疏和精雕细琢的诗赋格律中，虽然熟读圣贤书，却对如何实际治理一方、解决具体问题感到茫然。李瑾的话，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李瑾还鼓励学官们开设一些“杂学”讲座。起初响应者寥寥，毕竟这与主流学风不符，也缺乏“名师”。但李瑾身体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从政、治军、理财的丰富经验，以及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在崇文馆开设了一系列“时务讲座”，每半月一次，题目诸如“论漕运利弊与改进”、“边镇屯田实边之策”、“钱帛兼行与物价”、“蕃情分析与边事应对浅谈”等。讲座不重虚文，只讲实际，分析问题，提出对策。消息传出，不仅国子监、弘文馆的学生趋之若鹜，许多年轻官员乃至一些对实务感兴趣的中低级官员，也纷纷前来旁听，常常座无虚席，甚至需要提前占位。
这些讲座的内容，经过整理，部分被允许在《大唐报》上刊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渐渐地，在两京的士人圈子中，谈论“实学”、“时务”成为一股新的、不那么主流但颇具活力的风尚。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如兵部侍郎裴行俭（善于用兵、通晓蕃情）、将作监的能工巧匠（擅长工程）、户部精通钱谷的吏员，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
当然，李瑾的这种倡导，并非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武则天——事实上，只要李瑾不公开质疑崇佛，不影响朝政大局，不挑战她的权威，武则天对李瑾这些“务实”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甚至乐见的。毕竟，一个高效、务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僚体系，对她的统治同样重要。真正的阻力，来自固守传统观念、以文学经术为晋身正途的守旧派士大夫。
一些清流言官，如右补阙朱敬则，就曾上疏，委婉地批评这种“重术轻道”、“舍本逐末”的倾向，认为“朝廷取士，当以德行为本，经术为先。今有司或重簿书期会，或奖巧技工算，恐长浮薄竞进之风，有损敦本崇儒之化”。对此，李瑾的回应是，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朱补阙所言，持正之论也。德行经术，固为根本。然则，牧民理政，非空谈可成。通晓钱谷，方能裕国；明习律令，方可断狱；知晓边情，方能御侮。此非‘末技’，实为‘经术’之用也。二者本为一体，不可偏废。朝廷取士，自当德才兼备，经世致用。”
他巧妙地将“实学”纳入“经术之用”的范畴，既肯定了传统价值观，又为自己倡导的务实之学争取了空间。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未加干预，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李瑾的解释。
另一阻力，则来自佛、道势力。佛教方面，虽然目前得势，但一些高僧对李瑾倡导的、明显更重现实功利、与佛教出世思想有别的“实学”风气，内心并不以为然，只是碍于李瑾位高权重，且未直接攻击佛教，不便多言。而道教方面，在官方支持减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反而从李瑾“百家鸣”的主张中看到了一丝机会。既然“独尊儒术”（实际是“崇佛”）的局面被打破，那么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农家等思想，是否也能在“实学”的旗帜下获得一席之地？一些不得志的道士，或对丹鼎符箓兴趣不大，反而对天文、历算、医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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