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思想筑高台 (第1/3页)
麟德四年的深秋，洛阳的空气中弥漫着桂子的余香、新稻入仓的谷实气味，以及“大周东寺”工地扬起的、经久不散的尘土与漆木混合的气息。这座空前规模的皇家寺院，在无数工匠日夜赶工、全国资材源源不断汇聚之下，已初具轮廓。高耸的塔基，宏阔的殿址，仿佛一尊巨大的、正在生长的金色佛陀，盘踞在洛阳城东南的沃野上，向天下宣示着帝国女主对佛法的无限尊崇，以及佛法对她至高权威的无上加持。
与此同时，另一座无形的、却更为坚固和影响深远的高台，也在悄然垒砌，日渐成形。这座高台，便是武则天为巩固自身权力、塑造“圣母神皇”形象、引领帝国思想走向而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体系。历经“洛水瑞石”的“天启”、《大唐报》的舆论引导、对谶纬流言的铁腕肃清、对儒家经典的“重释”，再到如今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与利用，这座高台的轮廓，在麟德四年的秋日，已清晰地矗立在无数朝臣、士人乃至普通百姓的精神视野之中。
这座“思想高台”并非凭空而起，其基座深深扎根于现实的政治需求和权力的土壤之中，而其外观，则由儒家、佛教、祥瑞神话、现实功绩等多种材料精心构筑，形成一个看似浑然一体、实则层次分明的复合结构。
最底层，是经过“重释”的儒家经典。集贤殿内，汗牛充栋的“新义”注疏工作已近尾声。以许敬宗、北门学士为首，联合（或裹挟）一批经学大儒，成功地在不公开推翻“三纲五常”的前提下，从浩繁的儒家典籍中，发掘、引申、甚至创造性地阐释出一套有利于“贤后辅政”、“圣母临朝”的理论。从《诗经》的“后妃之德”，到《尚书》的“敬天保民”（与“二圣”仁政挂钩），到《礼记》的“家齐国治”（强调贤内助作用），再到《周易》的“阴阳和合”（为女主在特殊时期执政提供哲学依据），一套逻辑自洽、引经据典的“女主执政合**”被系统地构建出来。这些新注疏的经典，正被加紧刊印，即将颁行天下官学，并作为未来科举取士的重要参考。这意味着，从思想源头和仕进正途上，武则天为自己披上了一件符合“圣人之道”的外衣，极大地消解了传统士大夫心中“牝鸡司晨”的伦理焦虑，至少提供了可辩论、可接受的理论依据。
在这被“重释”的儒家基座上，耸立着更为光辉夺目的佛教神学建构。以“宝雨经”预言为核心，结合《华严经》的菩萨行愿、《大云经》（此时虽未大规模篡改，但其思想已受关注）的转轮王思想，一套将武则天神化为“菩萨化身”、“弥勒应世”、“女王治世”的佛教政治神学，正在高僧大德（以圆测、法明为代表）的阐释和朝廷的大力推广下，迅速传播。武则天频繁的礼佛活动、丰厚的寺院赏赐、敕建“大周东寺”的壮举，无不在强化这一神圣光环。佛教以其精深的哲学体系、宏大的彼岸世界观、在民间的广泛基础，为武则天的权力提供了儒家经典难以企及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如果说儒家“重释”是为了争取士人，那么佛教神化，则更多地指向了广大庶民、信众，以及那些对神秘天命深信不疑的阶层。
在这两层之间，是“祥瑞”与“现实功绩”交织而成的叙事网络。“洛水瑞石”的“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是天命的直观展示；各地呈报的种种“祥瑞”（嘉禾、醴泉、神兽现踪等）是“女主圣明，天必佑之”的持续印证；而封禅泰山的成功、国力的鼎盛、四境的安宁（至少在宣传中），则是“圣母临朝”带来盛世繁荣的现实证据。这些“祥瑞”与“功绩”被《大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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