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纳高句丽遗民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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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吸纳丁壮，化兵为民，亦民亦兵。高句丽军队在战后瓦解，大量士卒溃散回乡，或成为流民。李瑾下令，原高句丽士兵，可自愿选择：一是解甲归田，与平民一样分地、免赋；二是通过选拔，编入新设立的“安东团结兵”或“城傍兵”，成为大唐在当地的辅助军事力量，接受唐军训练和指挥，驻扎本地或轮戍他处，给予军饷、田地，立功者可升迁甚至转入正规唐军。此举既消化了不稳定因素，又为唐军补充了熟悉地形、气候的兵员，还节省了从内地调兵的巨大消耗。当然，对这些“团结兵”的编制、将领任命、驻地调防，李瑾牢牢掌握在都护府和亲信汉将手中，防止其尾大不掉。
第三是推行教化，开启同化之门。在平壤设立“安东官学”，招募通晓汉文和高句丽语的学者任教，首批学生主要从归顺的高句丽中下层官吏、地方豪强子弟以及唐军中有功将士子弟中选拔，教授儒家经典、大唐律令、汉文书法算术。李瑾甚至亲自题写了“宣化导俗”的匾额。同时，下令各州县，鼓励甚至资助地方兴办乡学、村学，教材以朝廷颁布的《五经正义》等为主，师资可聘请流寓至此的汉人士子，或选拔本地通晓汉文的学者。对于学业优秀者，可推荐至洛阳国子监深造，或参加唐制的科举考试（虽初期名额极少，但象征意义巨大）。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变下一代认同的长远之策。
三、土地与赋税：制度的接轨
要建立长久统治，必须在经济基础上与唐朝制度接轨。李瑾以都护府名义，开始在高句丽核心区域推行唐制的基础——户籍和土地制度。
他派出大量由唐吏、投降高句丽文吏、唐军文职人员组成的清查队伍，深入各地，结合高句丽旧有户籍（部分毁于战火）和实地核查，重新登记户口，编制新的户籍册，区分“课户”（承担赋税徭役）与“不课户”（如官员、军人、特殊技艺者等）。同时，大力推行均田制。将大量因战乱形成的无主荒地、没收的叛乱贵族土地，以及部分官有牧场、山林，按唐制授予无地、少地的平民、归顺士兵、内迁汉民。规定“丁男、中男给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女子、奴婢、工商户减等授田。永业田可传子孙，口分田身死还官。这一政策极大地吸引了无地流民和贫苦百姓，迅速稳定了基层社会，也为朝廷未来的赋税收入打下了基础。
赋税方面，暂时实行“从轻从简”的原则。在免税期结束后，计划推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租庸调制，但考虑到战后恢复的实际情况，税率可能有所降低，并允许部分折纳当地特产（如人参、皮毛、海产等）。同时，鼓励商业流通，在平壤、辽东城、国内城等地设立官市，减免商税，吸引中原、新罗、靺鞨乃至倭国商人前来贸易，促进经济恢复。
四、地方与边防：羁縻与震慑
对于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地区以及半岛东部、北部山区的那些半独立的高句丽城寨、靺鞨部落、契丹羁縻部族，李瑾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羁縻政策。只要其首领愿意前来平壤朝见，表示归顺，献上象征性的贡品，便授予其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允许其世袭，并保持相当的自治权，内部事务一般不予干涉。但要求其承认安东都护府的权威，遵守大唐律法基本原则（如不得擅自攻伐），按时朝贡，提供少量兵员（称为“蕃兵”），并派遣子弟入平壤“学习”。这种“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策略，以最小的成本稳定了广阔的边疆地区，同时也为日后逐步加强控制埋下了伏笔。
军事上，在稳定核心区的同时，李瑾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梁建方坐镇平壤，统辖两万关中、河东精锐府兵，作为核心机动力量。孙仁师的水师则牢牢控制着西海岸和主要江河航道。王方翼、曹怀舜、高侃等将领分驻辽东城、国内城、乌骨城等要地，各统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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