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新知与旧学 (第2/3页)
用”的儒家传统框架内，试图为这些“异端”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孔颖寸步不让，他向前一步，宽袖微颤，语带激愤：
“谬矣！太子太师此言，似是而非！‘格物’所格，乃人伦日用之物；‘穷理’所穷，乃心性天理之奥。岂是那星辰运转之机巧、血肉皮毛之琐屑？圣学大道，根柢在于正心诚意，在于仁义礼智。尔等所务，尽是外物末技，纵有微利，于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何益？更甚者，尔等动辄标榜‘实测’、‘实证’，以此质疑经典，非议先贤，此风若长，学者将无所敬畏，经典权威必然扫地，此乃动摇人极、祸乱纲常之端！譬如地动邪说，直犯‘天尊地卑’之经义，淆乱乾坤，其心可诛！”
争论的火焰被彻底点燃。支持革新的年轻官员、与格物院往来密切的实务派、以及一些对新学心向往之的士子，纷纷引据反驳。一位年轻的监察御史扬声道：“孔公！下官浅陋，稍通算学。敢问若无精確历算，何以定农时、征赋役？若无準確舆图，舟师何以越重洋、通有无？此皆实学，关乎国计民生，岂可轻以‘末技’斥之？经典所言，乃万世常经，然时移世易，若遇经典未载之事物，后人究察其实，补阙拾遗，正是继往开来，岂可谓泥古不化？”
曾亲眼见过医学院救治重伤士卒的太医署官员也接口道：“下官曾见疡医以沸水蒸酒处置金创，伤者愈合之速，远胜旧法。此活人性命之术，纵涉‘操割’，亦是仁心所寄。若因‘身体发肤’之训，便坐视伤者溃烂而亡，岂是圣贤倡仁之本意？”
旧学派诸人则愤然反击：“尔等只见刀圭之效，不见礼崩之危！重利轻义，乃衰世之兆！”“技艺可求精，然岂可毁伤遗体，悖逆人伦？此与禽兽何异！”“天文地理，自有天道，妄加窥测，必干天和！”
曲水之畔，风雅尽去。双方从具体知识之辩，迅速上升到“义利之辨”、“道器之辨”、“理气之辨”、“古今之辨”的根本层面。旧学派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将内心的道德修养、社会的伦理秩序奉为至高无上的“本”，而一切外在的、实用的知识与技术，若非直接服务于这个“本”，便是可疑的、甚至有害的“末”。新学派则秉持一种萌芽中的实用理性精神，认为探究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同样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不可或缺的途径，对经典的阐释，亦不应抵触确凿的事实与严密的推理。
场面激烈，声浪渐高。李瑾冷眼观察，见在座许多年高德劭、学风正统的耆宿，虽未必全然赞同孔颖的激烈，但眉宇间对新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而年轻一辈中，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近乎凝滞之际，一位始终静坐旁观、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虽已致仕，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
“诸君之论，老夫听之良久。” 杨炯抚须，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孔颖之忧，在于道统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实利之兴。二者看似冰炭，然则，岂无相济相成之道？”
他转向孔颖：“仲达，你重义守道，此士人风骨，无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讳言‘利’，所利者，天下万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学，果能厚生利民、强固国本，此非‘义’之彰显、‘道’之践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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