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血色诏书 (第3/3页)
注意，慌忙又用水浇灭，将湿漉漉、墨迹模糊的纸团胡乱塞进炭盆深处，用灰盖住。
他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怎么办？怎么办？文廷式老师此刻何在？是否安全？章太炎那些人，会不会牵连自己？袁世凯……对，袁世凯！他忽然想起那位世交，如今显然是后党红人。要不要……要不要写信给他，表明心迹，澄清关系，甚至……揭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自保？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耻，但求生的本能与对未来的恐惧，又让这念头顽强地滋生。他在黑暗中痛苦地蜷缩起来，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去信袁世凯，或许能暂保平安，但从此便将与昔日同道彻底割裂，背上叛卖之名；不去信，坐等可能到来的灾祸……
“少爷，”老仆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问，“晚饭……”
“走开！别来烦我！”吴保初失控地咆哮道，声音尖厉而绝望。
老仆噤声退下。黑暗中，只剩下吴保初粗重的喘息和无法抑制的、低低的呜咽。北山楼第一次，被主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所笼罩。
五
丁惠康得知消息，比吴保初稍晚，但同样是通过电报和次日清晨的报纸。他当时正在“寿安堂”后院查看新一批药材的炮制。伙计将报纸送来，他瞥了一眼头版标题，手上的动作顿住了。
他默默读完那简短而震撼的报道，脸上依旧没有什么剧烈的表情变化，只是眼神更深邃了些，仿佛一口古井，投下巨石，能激起深沉的回响。
他放下药材，洗净手，对一旁的掌柜福伯说：“今日我有些不适，前面门诊上的诊务，烦劳您多费心。”然后，便独自回到了丁府书房。
他关上门，却没有像吴保初那样陷入恐慌，也没有像陈三立那样紧急处置什么。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案后，目光扫过满架的书籍，最后落在那本厚厚的、贴满剪报和文字分析的册子上。他翻到最新一页，那里还贴着《明定国是诏》和他的分析。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已成了流血事件的背景。
他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却半晌落不下去。最终，只在空白的纸页上，写下一行字：
“戊戌八月，变法中辍，六君子死。诊断未明，药石妄投，而病人体弱，遂至厥逆。医者殉，可悲；病者危，可叹；后来者，当鉴之。”
写罢，他搁下笔，走到窗前。窗外的阳光依然明媚，市声喧嚣。远处码头，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轮船正鸣笛启航，驶向浩渺的海洋。那是一个他虽不理解、却以其理性和力量改变着世界的文明。
他想起了谭嗣同。那个在岳麓山上目光如闪电、声称要“冲决网罗”的激烈书生。他曾觉得谭嗣同过于空想、过于激进。然而此刻，当谭嗣同真的选择以血祭奠理想时，丁惠康心中涌起的，竟不是对其“鲁莽”的批评，而是一种复杂的敬意与悲哀。那是他永远无法做到的决绝。他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更漫长、更安静、或许也更“安全”的路，但在这历史巨变的惊涛骇浪面前，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嗣同兄……一路走好。”他望着北方，低声说了一句。声音里没有激昂，只有一种洞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后的、深沉的无奈与寂寥。
他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充满躁动、希望、争论与流血的时代，猝然落幕。而他，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将被抛入一个更加晦暗不明、前途未卜的新时空里。他的实验，他的研究，他试图以科学救国的微末星火，在这时代转折的狂风暴雨中，又能照亮多大的方寸之地呢？
他轻轻拉上了窗帘，将喧嚣与阳光隔绝在外。书房内重归寂静与幽暗，只有他独自一人，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关于家国与个人命运的沉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