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香料、股份与看不见的舰队 (第2/3页)
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莱顿的牧师们在讲道中警告“对财富的贪婪会腐蚀灵魂”；一些小城商人担心阿姆斯特丹会垄断贸易；甚至省议会内部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国家应该直接控制远洋贸易，像葡萄牙那样；有人认为风险太大，不如专注于欧洲附近的稳妥生意。
威廉的策略是数据和耐心。
他委托大学里的数学家计算风险模型；请从东方回来的传教士（是的，即使在新教地区，仍有冒险的传教士）提供地理和商品信息；甚至秘密联系了几个对葡萄牙统治不满的亚洲本地商人代表，了解市场实情。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风险分散。
“假设一百个商人各出三千盾，总额三十万。”威廉在省议会听证会上解释，“如果船队损失，每人亏三千。但如果有人独自出资三十万，一次失败就可能破产。分散投资降低了个人风险，同时聚集了足够资本做大事。”
一个议员质疑：“但如果公司权力太大，会不会变成国中之国？”
“所以需要议会的监管。”威廉早有准备，“特许状由议会颁发，规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利润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公司在海外代表共和国，但重大决策需向议会报告。”
“有点像……有限责任公司？”另一个懂商业的议员若有所思。
“正是。”威廉点头，“个人投资者责任有限，最多损失投资额。这鼓励更多人参与。想象一下，不仅富商，连普通市民、工匠、寡妇，都可以买一点股份，参与国家的商业扩张。”
这个愿景打动了许多人。一个让普通市民也能分享海外财富的国家项目——这听起来既爱国，又有商业前景。
1595年春天，霍特曼的船队终于出发了。四条船，二百四十九人，带着联合省议会的祝福和几十个投资者的期盼。威廉投了五千盾，不是最多的，但足够让他密切关注。
船队离港那天，威廉站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防波堤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彼得站在他身边，卢卡斯和安娜也在——他们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小威廉。
“您觉得他们会成功吗？”安娜抱着婴儿问。
“成功有很多种。”威廉望着逐渐变小的船帆，“即使找不到新航线，他们带回的信息也值钱。即使损失惨重，我们也会知道什么不该做。”
卢卡斯笑了：“父亲，您永远这么实际。”
“实际才能持久。”威廉转身，开始往回走，“走吧，船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保等他们回来时——如果回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不是单次航行，而是永续经营。”
等待的两年里，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
第一件是“郁金香现象”。一些从奥斯曼帝国引进的郁金香球茎开始被疯狂交易。最初只是植物学家的爱好，后来变成富人炫耀的收藏，最后连普通市民都开始买卖球茎期货——承诺未来交付的合同。
威廉最初不以为然。“一朵花而已。”他在家宴上说，“又不能吃，不能穿，除非你能把它种出来再卖，否则就是空气买卖。”
但卢卡斯指出：“父亲，这很重要。这说明我们的市场在进化。人们开始交易‘预期’，而不仅仅是实物。这正是股份公司需要的基础——投资者买的是未来利润的预期。”
威廉想了想，承认女婿说得对。他开始观察郁金香交易，记录价格波动，研究人们的心理。他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当价格涨得太高时，总会有人开始卖空——承诺未来以现价交付球茎，赌价格会跌。多空博弈让市场保持某种……动态平衡。
“也许股份交易也需要这样的机制。”他在笔记中写道，“允许看涨也允许看跌，市场才能发现真实价值。”
第二件事更直接相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正式推出了“航海保险”交易。
最初只是船主和投资者私下签订保险合同，现在有了标准化合同和公开报价。一条船的价值、航线风险、季节因素，都被量化成保费率。威廉参与制定了最早的费率表，基于他几十年积累的数据：北海冬季风暴概率，地中海海盗活动区域，葡萄牙船只在印度洋的巡逻频率……
“您简直在给风险定价。”彼得看着复杂的费率表，感叹道。
“所有东西都有价格。”威廉说，“风险的价格，时间的价格，信息的价格。保险就是风险的价格。而股份……是未来利润的现值。”
这些概念开始在商人圈子里流传。阿姆斯特丹逐渐成为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人用数学思考冒险，用合同规范探索，用金融工具征服未知。
1597年8月，霍特曼船队的三艘船（损失了一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他们没能找到新航线，但证明了荷兰船只能抵达亚洲并返回。更重要的是，他们带回了珍贵的货物：胡椒、丁香、肉桂，还有详细的海图、航海日志、对当地政治状况的记录。
威廉作为投资者之一，参加了货品拍卖。一袋从班达群岛带回的肉豆蔻拍出了惊人的价格。但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非实物“货物”：霍特曼的航海官绘制的海图副本，一份葡萄牙在亚洲据点实力的评估，一份与当地苏丹签订的临时贸易协议草案。
“这些比香料值钱。”威廉在投资者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知道：航线可行，市场存在，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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