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1章 唐高宗时西域战事 (第3/3页)
然屏障。
赤岭陷落之后，大唐陇右门户洞开，边疆重镇鄯州彻底失去外围屏障，直接暴露在吐蕃兵锋之下。此后数年，吐蕃连年出兵寇边，鄯州屡遭屠戮劫掠、百姓流离、州县残破，陇右民生、边防饱受重创。
接连数次举国大败、边疆全面溃败，让本就性格偏柔、缺乏雄主魄力的李治彻底陷入战略迷茫。史评李治**“儒仁无远略”**，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面对接连的边疆惨败，他心生悔意、意志消沉。
一次朝议之中，李治对近臣感慨道：“朕自幼未曾披甲征战、亲统军旅，早年朕连年用兵东征，平定高句丽、百济，虽拓土千里，却致使天下疲敝、百姓骚动、海内骚然，朕至今追悔不已。如今吐蕃连年入侵、西北糜烂，朕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该如何应对此大患？”
面对帝王的困惑，朝臣分化为两派，提出截然不同的治国边防方案。一派朝臣主张和亲息兵、守境安民，建议暂停征伐、与吐蕃和亲修好、缔结盟约，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国力、整军备战，待府库充盈、兵马强盛后，再图谋收复失地、讨伐吐蕃；另一派朝臣则主张寸土不让、即刻再战，认为吐蕃豺狼成性、盟约无用，应当再度征发大军、主动出击，以武力驱逐吐蕃、收复河湟西域。
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有道理，优柔寡断的李治反复权衡、始终拿不定主意，最终搁置争议、罢议边防之策，大唐对吐蕃长期陷入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僵局。
朝堂决策停滞之际，吐蕃局势出现短暂变数。仪凤四年（679年），吐蕃赞普猝然驾崩，吐蕃国内政局动荡、权力真空。唐朝依外交礼制，派遣使臣远赴高原吊唁，暂时维系双边表面和平。
但吐蕃对外扩张的国策并未因君主离世而停滞。永隆元年（680年），吐蕃重臣赞婆、素和贵集结三万精锐大军，再度入侵大唐陇右，进军屯驻良非川，直指大唐陇右核心军事基地——河源军。
河源军设于鄯城县，是大唐镇守陇右、制衡青海吐蕃势力的核心重兵集团，是西北边防的支柱力量。两军再度于**湟川（鄯州以西湟水流域）**爆发大战，主帅李敬玄再度领兵迎敌，又一次被吐蕃大军击溃，唐军连战连败、士气低迷。
就在全军溃败、防线即将崩盘之际，猛将黑齿常之挺身而出，率领三千精锐骑兵，趁夜色突袭吐蕃大营。夜袭之下，吐蕃军营大乱、军心溃散，无力再战，只得撤兵西归，陇右防线才得以侥幸保全。
此战充分暴露唐蕃攻守格局的彻底逆转：唐蕃主战场已从战前的青海湖以西，彻底东移至鄯州湟水流域。昔日唐军境外御敌、主动拓边的优势彻底丧失，战火直接燃烧至大唐本土核心州县，边疆百姓饱受兵祸。
纵观唐高宗一朝的西域与西北局势，从极盛到崩坏不过十余年，衰落根源清晰可见。其一，高宗战略短视、缺乏长远经略思维，遇挫便消极弃地、畏战息兵，反复错失巩固边疆的良机；其二，忽视西域根据地建设，重征伐、轻治理，平定西突厥后未能深耕龟兹、安西四镇防务，统治根基薄弱；其三，处置吐蕃问题姑息迟缓，轻视吐谷浑失守的致命危害，坐视吐蕃坐大、一步步吞并河湟西域；其四，受制于时代国力与地缘局限，初唐王朝尚不具备打破天山南北地缘均势、长期压制吐蕃与突厥联军的绝对实力，多重因素叠加，最终导致西域全面衰退、西北边患固化。
虽中后期边疆接连溃败、战略频频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唐高宗一朝缔造了唐代疆域的历史巅峰。总章二年（669年），大唐版图达到极盛：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咸海（一说里海），北囊括贝加尔湖全境，南至越南横山，东西万里、南北辽阔，四海诸国皆遣使臣服，铸就了盛唐最恢弘的疆域格局。而这份极盛版图的迅速收缩，也恰恰成为唐高宗一朝功过交织、盛衰骤变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