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9章 唐玄宗晚年 (第1/3页)
唐玄宗沉浸在天宝盛世的虚妄繁华之中，对内看不见吏治崩坏、权奸乱政、外戚骄横、民力枯竭的深层危机，对外依旧矜夸强盛、好大喜功，丝毫没有察觉大唐盛世之下早已暗流汹涌、祸机潜伏。晚年的他志骄意满，一味追求开疆拓土、四夷臣服的赫赫武功，无视国内积弊，频频向外发动边境战争。
朝堂政治的持续腐败黑暗，彻底扭曲了边疆军政风气。中枢权臣贪权逐利，层层传导之下，直接催生了边镇将领贪功求官、邀赏晋升的狂热欲望。彼时边将的升迁荣辱，几乎全系于战功大小、拓土多寡，军功成为最快的进阶捷径。为博取爵位封赏、把持边镇大权、巩固自身地位，许多边疆将帅刻意寻衅挑事、无端制造边境摩擦，以小规模冲突强行引燃战火，再借征战之功向上邀宠、博取高官厚禄。
而唐玄宗晚年的好战嗜功、纵容边功，更是对混乱的边境局势火上浇油。朝廷不重睦邻守边、安抚四夷，反而崇尚杀伐拓边、穷兵黩武，彻底打破了开元年间多年经营的边境安稳格局。原本相对和平稳定的四方边疆战火四起、连年不休，国力与人力在无尽边战中持续空耗，百姓疲于徭役征戍，府库耗费巨大，也为后来天下大乱、安史爆发埋下了致命祸根。
四方边境之中，两处战事损耗最为惨重、影响最为深远。
其一是西线吐蕃战事。自盛唐以来，唐与吐蕃长期和战交替、互通使节、维持睦邻制衡格局，边境大体安稳。但天宝年间，随着唐廷边将贪功挑衅、朝廷对外强硬用兵，两国关系迅速急剧恶化，边境烽烟再起。双方多次在河西、陇右一带激烈交战，攻守往复、互有胜负，士卒死伤无数、戍边民夫伤亡惨重。连年战事彻底摧毁了唐蕃长期维系的友好和睦局面，西线常年屯重兵、耗军费，西北边防持续紧绷，朝廷兵力、财力被长期牵制、严重透支。
其二是西南南诏之战，更是天宝一朝最惨烈、最得不偿失的边境浩劫。西南边将素来骄横跋扈、贪婪残暴，对待南诏部族骄纵傲慢、肆意欺压、苛索无度，屡屡挑起边境争端。原本许多可以通过安抚调停、和平处置的局部矛盾，皆因边将的跋扈贪暴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彻底激化两国矛盾，迫使朝廷大举征兵讨伐南诏。
唐军数次大举南征，然西南瘴气密布、水土恶劣、地形险峻、补给艰难，唐军士卒多为北方人，不习南方湿热气候，军中瘟疫横行、病死者无数。加之将帅指挥失当、军心疲惫、后勤不济，唐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数年南诏战事下来，唐军战死、病亡、失踪的士卒累计高达二十万众，西南精锐兵力几乎消耗殆尽，天下民心士气大挫，大唐国力遭到空前重创。
外有四方边战疲弊，内有朝政*腐朽糜烂，大唐早已外强中干、虚实耗尽。而手握三镇重兵、久蓄异志的安禄山，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洞若观火。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中枢腐败、军备废弛、内地兵力极度空虚、天下久无战事、民不习兵的绝佳时机，在范阳正式起兵叛乱。他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天下最精锐的边镇重兵，又借机笼络、裹挟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众多塞外部族兵马，整合精锐十五万之众，对外号称二十万大军，声势滔天。
为师出有名、蛊惑天下，安禄山打出**“忧国危、清君侧、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将叛乱包装成铲除奸佞、匡扶社稷的义举，蒙蔽不少州县官吏与百姓。
彼时大唐承平百年、久无大乱，内地州县军备松弛、城防破败，百姓世代不识干戈、不知战乱。叛军铁骑南下，兵锋迅猛、势如破竹，河北诸州郡县几乎望风瓦解、不战而降。各地刺史、县令要么弃城仓皇出逃，要么大开城门屈膝投降，河北大地瞬间全境沦陷，战火迅速蔓延至中原腹地，震惊朝野的安史之乱全面爆发。
天宝十五载（756年），叛军继续长驱南下、势不可挡，顺利攻占大唐东都洛阳，兵锋直指关中、威逼长安。守卫京师最后一道屏障潼关的名将哥舒翰，临危受命、仓促驻守，麾下集结近二十万守军。然而这支大军多为临时征召、拼凑整合的新兵与残部，训练不足、军心涣散、军纪松散、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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