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4章 高宗一朝的外交 (第2/3页)
,此次重大的联辽战略最终石沉大海、无疾而终。
二、西南边政:固守安定、禁绝开边、限缩外交
西南川蜀、两广、荆湖是南宋立国的战略大后方,是军马物资、财税粮储的重要供给地。经历南渡战乱、财政枯竭、兵力不足的多重困境后,赵构深刻意识到:中原未复、前线吃紧,后方绝不可再生边衅。因此高宗一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部族,始终奉行安边静寇、严禁开拓、羁縻不扰、贸易限定的保守稳边政策,彻底摒弃前朝穷兵黩武、拓土开边的弊政。
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翰林学士朱震上疏,请求将西南边境新设的靖州羁縻州裁撤降级、改为普通县治,收缩边境建制、精简边地官吏。赵构借此系统阐明自己的西南边治理念,严厉批判历代帝王盲目拓边的弊政:
“前朝开拓边境,似此等处,尤为无益。”
他以私家治产类比国家拓土,直言朝廷开拓蛮荒边疆,如同百姓花钱购置薄田瘠地,无赋税之入、无地利之益、徒耗钱粮、空费本钱,得不偿失、毫无意义。赵构甚至直言,此前所有轻率倡议开边、妄启边衅的臣僚,皆应从重治罪,从顶层国策上彻底杜绝开边思潮。
对于南方土著瑶人聚居区的治理,朝廷同样坚持怀柔安抚、慎用兵戈的原则。绍兴十四年(1144年)三月,宰相秦桧与众臣商议武冈军守臣人选,重点考量瑶区治理官员的能力。赵构专门告诫朝臣:“猺人当安,不可扰。烟瘴之地,遣兵讨伐,视他处尤难,不可不慎。”
南方边疆多深山密林、烟瘴肆虐、水土恶劣,宋军水土不服、行军艰难、后勤不济,武力镇压成本极高、收效极低。因此朝廷确立不扰、不伐、不迫的治瑶策略,以安抚维稳、因俗而治为主,杜绝官府苛扰、杜绝轻率用兵,维系西南基层长治久安。
针对吐蕃、大理、自杞、罗殿等西南域外民族政权,南宋始终保持高度克制与疏离,严格限定双边关系仅止于茶马互市、不通朝贡、不立宗藩、不结盟约。朝廷专设广西买马提举司、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两大机构,专职负责西南马匹采购,稳定川马、广马供给,满足前线军需,除此之外杜绝一切政治往来。
其中大理国是西南最强政权,自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便接受大宋册封、确立宗藩名分。南宋立国后,大理国王段和誉屡次主动遣使,恳请恢复旧有朝贡体系、重修宗藩之好。
绍兴三年(1133年),段和誉经由邕州边官转达朝贡请求,意图重启两国政治往来。赵构刻意压制邦交,下诏严格规制: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彻底断绝大理朝贡通路,仅保留经贸关系。
绍兴五年(1135年),大理再度遣使入宋,携带驯象、珍宝等丰厚贡品,以驯象臣服的传统礼仪示好南宋、恳请归附。赵构态度坚决、界限分明,仅收纳军需所需的战马贡品,拒收象征臣服的驯象,不予承认其藩属身份,并颁赐敕书,直接在桂林就地遣返大理使团,不许入京朝觐。
朝臣翰林学士朱震对赵构的远略高度推崇,将其国策媲美宋太祖御戎之智。唐朝因持续与南诏开战、西南连年耗战,国力大损、边患不绝,间接加剧唐末大乱、王朝崩颓。宋太祖吸取晚唐教训,主动弃越嶲诸郡、划大渡河为界,与西南蛮夷划地隔绝、不臣不叛、不战不和,实现蛮夷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最优制衡格局,被历代视为御戎上策。赵构延续太祖保守稳边、隔绝西南的祖制,彻底杜绝西南边患。
直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赵构依旧向辅臣重申西南边防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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