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曝光 (第3/3页)
，理由是“需等待合作方年氏置业的调查结论”。
10:20，“年广良”三个字出现在热搜榜第五位。后面跟着一个暗红色的“爆”字。
10:30，陈维安的手机振动起来，来电显示是年广良那间私人办公室的座机号码。他看着屏幕上的名字，没有接。手机持续振动，振了一分钟，停了。然后打过来第二遍。他仍然没有接。第三遍中断之后，弹出来一条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维安，我是爸爸。回电话。”
陈维安盯着“爸爸”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
“他从来没给我发过‘爸爸’两个字。以前都是‘小陈’或者直接发命令。”
天光在移动。玉晚词转头看了一眼他紧绷的侧脸，轻声说，“你变了，他也变了。”陈维安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11:00，崇城大学教师公寓。林深把烟掐灭在已经满了的烟灰缸里。
电视开着静音，本地新闻频道正在滚动播放年氏事件的专题报道，画面上是年氏置业总部大楼的外景，门口围满了记者。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拿起来，编辑了一条消息发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号码上：“你看到了吗？”
过了五分钟，对方回了一个字——“嗯。”
林深又发了一条：“他长得很像他爸。”
对方这次没有回复。但林深知道她一定在看。许听竹的骨灰葬在崇城北郊的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许听竹女士之墓”七个字。这是年广良允许刻的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没有“爱妻”或“慈母”。七个字，像一份被故意写错的履历。
林深想，今天以后，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她不只是年广良的附属品，而是一个会弹钢琴、想做建筑师、被剥夺了一切的女人。他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张旧照片——三十岁的林深和三十五岁的许听竹，在一家拉面馆门口拍的。她说今天付了律师费就只能请你吃这个了。他笑着说好。那是他最后一次真心地笑。
11:30，学府路出租屋。年霁川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银杏大道上三三两两的学生。有人在刷手机，有人在高声讨论，有人举着手机对着天空拍照。没有人注意四楼那个小小的阳台。
他手里还捏着那封没拆的旧信。现在他把信封翻过来，用拇指摩挲着封口处的胶水痕迹，然后慢慢拆开了。
里面是一张纸，纸上是许听竹的笔迹。很短，只有几行字。
“霁川，如果你读到这些字，说明林深找到了你。说明那个女孩还在你身边。”
“我这一辈子，做过最对的选择，就是把你生下来。做过最错的选择，是把你交给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家。别怪我不带你走——我想过无数次，但每一次推演到最后，都怕你跟着我活不下去。我是软弱的，但你不是。”
“今天我把你真正的父亲还给你。他的名字叫年广智，一个很好的人。替他好好活。”
“妈妈”
年霁川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他站在阳台上看着远方。崇城的天际线在正午的日光下清晰得近乎刺眼，远处江面上有一只货轮正在缓缓驶过鹿角港，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一声没有结束的叹息。
玉晚词推开阳台门，站在他旁边，没有问他在想什么。她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是一颗红枣。和昨天在饺子里放的那颗一样，去了核，红艳艳的。
“早上在厨房找到的，还剩最后一颗。”她把红枣放在他掌心里，“你妈说吃到红枣的人有好运。昨天那颗在你饺子里，今天这颗你自己留着。”
年霁川低头看着掌心那颗红枣，然后他做了一个玉晚词没想到的动作——他把红枣掰成两半，一半放进自己嘴里，另一半递给她。“好运不能都归我。”
玉晚词接过那一半红枣放进嘴里。甜的。
“你昨晚没有睡。”年霁川说，“你眼下的黑眼圈比我的还重。回去睡一会儿。”
“等方竞明发完疯我再睡。”玉晚词靠在阳台栏杆上，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在她睫毛上镀了一层金色，“你觉得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新闻发布会。”年霁川也靠在栏杆上，和她隔着半臂的距离，“他说四十八小时。最晚明天上午。我们抢在他前面发了，他会加速。”
“他会让你上发布会吗？”
“不会。他会让我变成发布会的主题——一个不存在的主题。他会说我是年家养大的不孝子，伪造证据报复养父。他会说陈维安是被我利用的小孩。他会把所有人都说成是棋子，只有他自己是无辜的。”
“那你怎么应对？”
年霁川侧头看了她一眼。
“我不应对他。我应对的是被他说服的那些人。”他把红枣核吐在手心里，“他可以在发布会上说一千万遍我是骗子。但DNA报告不会说话，录音不会说话，我妈的信不会说话。这些才是永远都反驳不了的东西。发布会只有一场，我们放在网上的证据可以挂一辈子。”
玉晚词沉默了一会儿，把半个红枣吃干净。
“你今天不一样了。”她说。
“哪里不一样？”
“以前的你是把刀，只砍自己。现在的你也是刀，但你学会了对准别人。”
年霁川看了她一眼。那一瞬间他眼底的冰层似乎裂开一道细缝，流出一点点暖意。但他没有接这句话。他只是把掌心那枚枣核轻轻放在阳台栏杆上，然后转过身面向客厅。
客厅里，沈司瑶不知什么时候歪在沙发扶手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手机。陆时衍把一条毛毯披在她身上，然后轻手轻脚地坐回电脑前继续监测数据。陈维安靠墙坐在地上，膝盖上摊着那本被翻到卷边的《公司法》，手里握着一支笔，但他也没有在写。他盯着前方某处虚空，嘴唇紧抿。
“陈维安。”年霁川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嗯？”
“如果明天新闻发布会他真的出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陈维安抬起眼睛。他握着笔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发白。
“他以什么名义开新闻发布会？”
“澄清不实消息，恢复名誉。”
“那我去。”陈维安说，随后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里有嘲讽、有决绝、还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期待，“我也作为他的儿子，去现场澄清。坐在台下，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坐在那里。我要他看着我把手机举起来。那会是我的新证据——在他的发布会现场。你说他会当着我的面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吗？”
年霁川看着陈维安，他们之间隔着整间客厅，隔着十九年素未谋面的时光，隔着同一个让他们恨入骨髓的人。但此刻他们的目光在午后最明亮的阳光里交汇，像两条被同一个源头发源的河流，终于在入海口相汇。
“那就一起去。”年霁川说。
窗外，银杏大道上又走过一批学生。有人在讨论下午吃什么，有人在抱怨周末作业太多，有人在对着手机大声念出刚看到的热搜标题——“年广良回应：系养子捏造”——然后旁边的同学回了一句“可他另一个儿子也站出来了诶”。
这就是崇城的春天。万物生发的季节。楼下的玉兰花开了大朵大朵的白，花瓣在正午的阳光下几乎透明。而在这栋老居民楼的四楼阳台上，两个人并肩站着，掌心各握着半颗红枣的甜。
这一年，这一天，这一刻。
崇城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