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最后的远行 (第2/3页)
看了一眼。“酒店订了吗？”
“订了。离谈判地点隔了一条运河。”
“不用隔一条运河。换到同一栋楼里。上下楼就行，不用走远路。”
谈判在荷兰皇家银行海牙分行的二楼会议室进行。房间不大，长桌两侧各坐四五个人，窗外正对着一条窄运河。偶尔有船经过，船身与水面摩擦发出低缓的、持续的声响，隔着双层玻璃传进来，像在替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测量时间。
赫尔德坐在长桌对面，四十岁左右，戴一副细金丝眼镜，衬衫袖扣是银质的，刻着他家族的纹章。他的荷兰语带着海牙口音，英语则干脆利落，每个词都像已经称过重量，不多不少。
“张先生，我们提出的方案很清楚。张裕在欧洲的独家销售权交由我方代理，期限十年，利润分成按照——”
“七年。”
赫尔德停了一下，抬起头来。“您说七年？”
“期限从十年改为七年。”张振勋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面上。他没有加重语气，也没有低头看稿，“分成比例不变，代理区域不变，但每年有一个复核窗口。如果我们对当年的销售数据不满意，可以提前终止代理合同。”
赫尔德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低头翻了两页文件，指腹在纸面边缘缓缓划过，像是在确认这种方案是否值得继续深入。
“这个条款，我们需要和法务部商议。”
“可以。我可以等三天。”张振勋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赫尔德先生，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您在想这个中国老人为什么这么难缠。可我不是在跟您作对。我是想用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把这条船开到对岸去。”
赫尔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放下文件，靠着椅背看了张振勋一会儿——目光从那张被海风和岁月刻出深纹的面孔上缓缓移过，最后停在了他搭在桌面边沿的手上。那双手的指节比之前更突出，指甲修剪得齐整，但指尖微微泛白，像是在承受着些什么很轻、很持久的东西。
“张先生，”他说，“您今天要不要先休息？”
“不用。”
“那明天下午两点，我们继续。”
三天后，双方在补充条款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张振勋把最后一份修订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铅笔在纸面上划过的地方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每一处都用他自己的钢笔重新抄录了一遍。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拿起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蘸了墨。
笔尖悬在签名栏上方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抖动。那抖动很轻，轻到从几尺之外几乎看不出来，可他自己能感觉到——从指节传到腕骨，从腕骨传到前臂，像一根弯了太多次的铁丝，终于开始记得每一次弯折。
他换了左手握住右手腕，稳住笔尖，然后落笔。三个字写得很慢——“张振勋”——最后一笔收住的时候，他松开左手，把笔搁回桌上，看了看那几个字。字迹比从前歪了一些，可每一笔都到位了，没有断，没有漏。
他把文件合上，推到桌子中央。“可以了。”
赫尔德接过文件，没有立刻看签名，先看了一眼张振勋的手腕。那双手已经放回桌面，指腹平贴着椅面，没有再抖。
“张先生，我最后一个问题。”他合上文件，却没有把它交给身边的秘书，“您已经这么有钱了。我查过您的资产——南洋的船务、烟台的酒厂、铁路的股份、遍布东南亚的农场和矿业、还有多家银行的股权、数不清的物业——哪怕现在退休，也足够您的家族用几代。为什么还要坐三十多天的船、熬着时差和血压，来谈这份协议？”
张振勋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像在掂量一个很轻的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同样轻的回答来承接它。
“赫尔德先生，您见过海浪打在礁石上的样子吗？它不是为了带走什么。它只是在那里，一直打，一直打，直到礁石的形状被改变。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打过来的。”
他说完之后没有再做补充，也没有等待对方回应，只是把面前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他只是含了一下就放下了。他站起来，把椅背推回桌沿，伸手与赫尔德握了握。那只手在接触到对方掌心的瞬间还是温热的，像一杯搁久了、却还没有凉透的茶。
谈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张振勋没有立刻离开海牙。他在酒店房间里休息了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把那份签好的协议摊在膝头，又看了一遍。然后向美郎、元郎详细解释着协议里的条款。
窗外的运河安静地流着，船比前几天少了，午后的阳光在水面上铺开成一层晃动的银箔，随着水波的节奏来回移动。美郎、元郎离开他的房间后，张振勋又看了一会儿，才合上文件，把它放在桌角。
“老汤，”他朝门口喊了一声，“我想去巴黎看看。”
门开了。老汤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刚泡好的茶，听见这句话，端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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