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三章 蜕变，成长 (第3/3页)
唐朝自开国以来的政策就是这样，唐朝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朝廷律法严格规定，工商之士不得做官、工商之士不得与士族通婚，唐太宗就曾说：“工商杂sè之流，假令术榆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所以说商贾比庶民的地位还低，庶人服黄，工商杂户不得服黄，且禁止工商乘马。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朝廷可以任意没收。
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建中三年，“刮富商钱，出万维者借其余以供军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则加撰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
朝廷对商贾过于迫害，这样一来，商贾们必然支持各地藩镇对大唐朝廷的反叛，翼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从此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结果两百多年来，一直就是士人轻商，武人重商，直到宋一统中原后，实际上抑商的现象远不及前朝严重。但是朝廷重士，已成风气，天下承平之后，天知道他们这才吸取了教训，没有沿袭唐律。
现在天下大乱，普通商人自然是不好过了，至于说天下承平，商人的生意才兴隆，ūn秋时诸国林立，屏障重要，照理说对商贾是最不得宜的了，而实际上商人当时不但获利极高，而且社会地位极高。所到之国，该国将相都以礼相待，十分敬重。
不过这都是极少数的商人才能有足够德的能量大发国难财，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各方诸候也是如此，盖因有求于他们这些大财团罢。而像这些富贵楼以前东家这种小打小闹的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钱也愈发的不好赚了，在军，钱，权集于一身的情况下，即使是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得乖乖的交出地契，把酒楼交给了段明玉。
此夜一醉方休，郑盈盈和段明玉都是被店小二抬回护国公府的，醉得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