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章 “铁路危机”（二） (第3/3页)
答道：“若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若为川督而罢市，则尔撰自认到任无对不起川人之处，还请勉力维持。”
当夜二更，前任川督王人文到达股东会场，登时群情激昂。
1907年2月24日，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两天之后，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不纳捐输”。抗议运动自此开始出现越过立宪派人士原来所设计轨道的迹象。
大面积的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之后，立宪派并不愿与官府决裂，号召群众要进行理性的抵制，提醒市民勿辱骂官府、勿武装暴动，告诫民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并设有慈善局，救济受运动影响的商户、农民等弱势群体。并且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也就是说保路同志会在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诉求，仅仅是为了争路权、争路款，虽然各地同志会里已经夹杂有一些国民党等革命党成员，但领导层面主要还是由民主党等立宪派组成的。
街道上进而出现了许多书有“光绪德宗景皇帝”字样的灵位，并附有“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等招贴字条。民众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因为批准铁路商办的上谕颁布于光绪在位时的1903年。
但是局势的发展程度很快超出了立宪派的掌控能力。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立宪派中的不少人进行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试图利用民情向政府施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
如果他们振臂一挥，抨击朝庭“夺路卖国”，便轻易就激起人们的愤慨和附和，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如果研究可行性办法，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地方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