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江湖与诗友们的轶事趣闻（一） (第3/3页)
一个哲学专业大学生，校园诗人到中国新闻最高奖韬奋奖得主和正厅级干部的蜕变和跨越！
因为我们这代诗人不是生在唐朝，诗无法安身立命，亦不能济世渡人，所以只能通过诗之外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理想获得成功。
但他在我的眼中和心里一直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更是一生的挚友。从1980年大学第一学期见到他的那双可爱的小虎牙和稀疏的卷毛发型就永远定格了我们一生的情谊。而且1986年我和他就联袂写过一篇批评诗坛评论泰斗，北大教授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并因此一战博得些许虚名也开罪了很多同道中人……
在我诗歌历程中认识和不认识的诗友为我写的评论中，我最欣赏也最喜欢的几篇（无论是专文还是点评）都非他莫属如《都市之狼》和《爆裂的石头》。既有诗歌的感性和意境，又兼具哲学的深刻和高度，同时又穿透表像直抵人性，深谙于我。”（节选自本书《冰城，东方小巴黎，谍战之城》）
杨锦：“我与杨锦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夏天，当时大三我在哈尔滨工商银行实习。某个周末休息时特意去黑龙江大学拜访同为校园诗人的杨川庆不遇，出来接待我的是另一位诗友杨锦。他长着一双羊一样柔和明亮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带点蒙古口音，偶尔会用舌头舔一下嘴唇，脸上总是充满温敦甚至有点羞怯的笑容，让我一见如故并从此成为一生的好友。
毕业后他分配到《人民公安报》做编辑记者，一直担任部属新闻、影视和出版机构和宣传部门的领导。现任全国公安文联副主. 席公安作. 协副主. 席。
业余时间一直坚持写散文诗，是我众多诗友中唯一写散文诗的，尤其那首《冬日，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流传一时，成为经典并入选各种版本诗 选。他还曾担任中国散文诗学会的会长。
杨锦兄儒雅稳健，谦逊良善，朋友有事他从来都尽力相帮，责无旁贷。我们半生交往建立了兄弟般亲密深厚的友谊。无论我在故乡、蓝城还是在深圳工作期间他都来看过我，特别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二十年里，我们更象家人一样经常欢聚，那种珍贵而忠诚的友情，一如冬天的炉火又似暗夜里的灯光温暖照耀着我们的一生……
在我们相交的半生中有三件“小事”特别难忘而温馨一一
一是1992年春我所在公司蓝城卫利行发生惊天事件被政府和媒体诩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案发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电话，他当时任《公安报》的编辑部主任，刚接到北京市局宣传处转来的一个大案材料，希望他写一部报告文学。他一看吃了一惊，因为他之前就知道我在卫利行工作，还曾来蓝城看过我。所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并深表关注……
二是卫利行事件后的有一年我从蓝城去北京去看望他们夫妇，特意带了些海螺，那时他们还住在人大附近的青年公寓，晚上在他家吃的饭。可能因为途中时间较长，海鲜已经有点不新鲜了，而且吃时没有摘掉其中的发物，他和嫂夫人吃完不久后就坐在床上说有点头晕而且眼睛开始发直，吓得我赶紧给蓝城的太太打电话询问，她笑着说没事就是不经常吃不服而己。搞得我虚惊一场……
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2023年5月我回北京办理退休及社保相关手续。他请我在apm（新东安）吃的日式料理，他因为过敏几乎从不喝酒，我因为高兴自斟自饮。饭后他说还要回部里加班，我陪他一起走回单位。沿途被查了两次. 身. 份. 证。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于大院深处，我点燃一支烟，默默地望着灯火通明，空无一人的天. 安. 门. 广场，不知余生何时还能再回帝都……”（节选自本书《沙漠火焰，草原海、天簌歌声与人间美味羊》
宋词：“1984年我刚大学毕业回到故乡牡丹江见习，那时宋词（本名宋玉琛）已是《牡丹江日报》副刊的一名编辑，因为都写诗，所以没多久就“混”到一起而且臭味相投。那时的宋词小伙还真有点白马王子的“份”儿，而且常常为此沾沾自喜，尤其赶上深秋时节，皮夹克小领一竖，颇似阿兰德龙……但随着相交日久，了解愈深，我发现那时的宋词其实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诗写得既传统又婉丽，与我相识后一把火烧了旧诗稿，就陆续写出了“卡夫卡式”的体验诗。结婚三年后又突发奇想说要骑单车旅行中国。于是朋友们就开始为他张罗。直到1989年初春的一天，我和其他一些朋友骑车送她到大海林（杨子荣墓所在地），大伙慷慨悲歌一番，就看着他一车出乡关了……
周围的人对他的“出走”，一直议论纷纷，其实只有我对他的“出走”真正洞悉。我敢说这些年只有我和宋词相知最契。那之前我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随便找个小酒馆喝酒聊天，谈诗论道，指天画地。那时我就知道宋词的心底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英雄主义的情结。在诗坛上，在工作中，在女人的温存里，在朋友的酒肉里都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他必须走否则他就无法超越现实完善自我心理平衡。所以对他的出行我毫不见怪，认为他非走不可而且要一个人“单练”才行。记得他曾试探地约我一起去，我开玩笑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只适合精神漫游……
一年以后他一头散发，一身征尘地回到了牡丹江。朋友们高兴的一宿未睡，在他家和他的妻子一起等到天亮。见面的一瞬，稔熟的我们突然有点陌生和恍惚。但来不及长谈和深谈，因为随之我就离开故乡，一头扎进了商海。虽然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见过多次面，但物是人非，已经没有当时的心境了。而我的心里一直想读到他关于那次旅行的诗文——未曾想一转眼竟是在约十年后的大连读到他远在南方美城珠海写就的这本旅行文集《走来走去》。
这本文集，我终于没有失望。我看到了现实中和我以前无法看到的宋词。那必是宋词一生中情感、思想、体能和文字最闪耀、最透彻、最顶峰的一段，从此他将难望其背，成为他超越过去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他超越未来的一条源源不息的形而上之河……”（节选自宋词《走来走去》序“极限”）
“1986年那次深圳车祸和春城之行后，我从之前的诗歌活动和“超现实主义恋爱”中抽离出来，开始平心静气地写我的“体验诗”和“第三代诗评”。同时还和一同发起“体验诗”派的战友宋辞成为同事，臭味相投每天混在一起相互砥砺。写下了一批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体验诗”并和宋辞联手出了油印诗集《体验诗选》和铅印诗集《没有门的世界》。”（节选自本书《小城春秋、三教九流》
“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都做好一桌饭菜，把宋词夫妇还有其他都是移民的楼上楼下邻居喊过来喝酒，一直喝到半夜，天天就过着这种流水席般的生活。节假日也是这帮近邻一块上到楼顶的平台上摆上长条桌，每家带二道拿手菜，全国八大菜系差不多都能凑齐。
望着不远处的大海，把酒临风，举杯对月。兴致所来，我和老宋还会即席朗诵自己的原创诗歌，犹如散仙一般的日子啊一一迄今为止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就是在珠海这段时光。”（节选自本书《小隐珠海、江湖无处不在》）
杨川庆：《取暖》2013年4月24日
作者:杨川庆(诗人,时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曾任黑龙江省绥化市纪委书记和政协**）
“诗人朱凌波从北京来哈尔滨,诗人、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在百年老店塔道斯西餐厅安排小聚。
朱凌波、包临轩和我是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联系的朋友，因诗结缘，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塔道斯西餐厅的氛围让人怀旧，老朋友相聚，欢快的笑声一直不断。在笑声中，我们与远方的友人通话，与在上海的苏历铭通话，与在北京的杨锦通话，与在珠海的宋词通话；在笑声中，我们聊起一些难忘的往事。我们还按照26年前一张合影的站序，在西餐厅的火炉前留影。当我们站到火炉前的时候，朱凌波说：靠火炉取暖，靠友情取暖。
靠友情取暖，我说起自己在鸡西工作的时候，外出在牡丹江转车，朱凌波在火车站前小饭馆安排吃饭的情景，二十多年过去了，非常怀恋小饭馆的味道；靠友情取暖，我说起自己在鸡西工作的时候，来哈尔滨出差，包临轩在他工作的一所成人学校安排住宿，二十多年过去了，非常怀恋校园寝室的朴素温馨……
朱凌波和包临轩为我们这次相聚写了诗。凌波写道：“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寒风中/聆听俄罗斯高加索浓郁的音乐/背靠古老神秘的壁炉/挽着友情的臂膀取暖。”临轩写道：“诗的琴弦 抖落一身尘埃/今夜再度拨响/并且穿透餐厅高高的棚顶/掠过街上鳞次栉比的商业橱窗/在铜马车雕像/欲挣脱凝固的狂飙突进中/长鬃般狂野飞扬/冰封雪舞的沉沉暗夜/就这样/接通了远方。”
人生中，我们会靠阳光、火炉、暖气、空调取暖，但也要靠友情取暖。”（节选自本书《冰城，东方小巴黎，谍战之城》）
李占刚：我与占刚兄同在长春上大学，他是东北师大与郭力家同校，我就读于吉财小院。互有耳闻但未曾谋面。第一次结识是2006年前后他来人民大学读博士，经他同在日本留学的苏历铭引见，在人大院内的“水穿石”咖啡厅，之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经常下军棋喝茶的据点。
博士毕业后他就留在北京由历铭穿线与吉大赤子心诗社七君子之一的邹老板共同创业搞了一个诗歌出版平台任CEO。占刚兄一头卷发，风流倜傥，书生气十足。但却写得一手绵长叠密，意象重生的好诗及墨宝。在西法和中典之间游刃有余。李占刚期间他还认真操持了我们6位毕业于长春诗友：任白、刘晓峰、苏历铭、包临轩和我的电子诗刊《光年》。新冠前后和我一样创业失败返回上海定居
北京诗歌节：“在2016年第二届“北京诗歌节”能见到五位老诗友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第一当然是芒克兄。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是1988年冬。同时受黑龙江《北方文学》诗歌编辑吕瑛之托给他带一笔稿费。我实在记不得因为那天喝多酒了、是否给了芒克兄。后来传出我私自截留了这笔钱的传言，搞得我百口莫辩，哭笑不得。但我清楚地记得、芒克兄请我和后来诗坛各气很冲也很臭的一位俞姓诗人及他的北大小女友，在动松小区他家楼下吃的涮羊肉，喝的二锅头。酒后回到芒克家，那个小丫趴在地板上一阵狂吐，还没大没小、不干不净地冲着老芒克一口一个你妈的你妈的。气得我忍不住上去踹了他一脚骂道：“你这个傻逼样、还写JB什么诗！”。但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芒克兄不但没动怒，还笑盈盈地掏出一百元大钞给那位女生，让她打个车、把那位俞诗人带回去……
二是西川，我与他上次见面还是1985年的春季。那时他在《环球》杂志做编辑，儒雅而从容。中午去了一家西式快餐店，请我吃了一份西红柿炒蛋盖浇饭。感觉他的诗写得很形而上，大气不凡而洋味十足。不久、海子卧轨，他为海子做了很多身后事，令我敬佩。同时也名气大涨，被誉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再后来我看到他在一篇文章里批评几位诗人投身房地产行业，其中就有本人。如今的他已须发花白，诗歌风格也大变，诗会上用他沉厚宽广的男低音朗诵了一首节奏多变、朗朗上口的民谣式新作。赢得不少掌声。最近几年经常在综艺节目上如许知远的《十三邀》等看到他，还蛮亲切的……
三是宋琳。我上次见他是1986年夏天，那时他还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正和一位来自褔建的师妹谈恋爱。第二天我俩还和来上海《文学报》参加活动的北岛、舒婷和小说家马原等在植物园小聚了一次。之后舒婷师姐在《文学报》头版发了《不要玩熟他们手中的鸟》一文，点名批评了我和第三代诗人们。宋琳的诗我很欣赏，我在一篇诗评曾说他的诗充满了美哲学的意境。后来他去了法国多年，如今虽是满头华发，依然文质彬彬。
四是翟永明。我与她神交已久但从未见过面。在我1986年写的《第三代诗概观》诗评中曾对她大为推崇，认为她是先锋女诗人的头牌。此次相见也算圆了当年的一份心意。
五是默默。默默也是是西川点名批评从事房地产的其中一位诗人。在上海首次将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引入房地产广告领域，开了所谓文化地产的先河。他是上海地下诗歌界与孟浪、郁郁齐名的三剑客。尤其他自创的诗歌流派“撒娇”更是蜚名诗坛内外。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不是在上海，而是他在香拉里拉开办的“撒娇诗院”。那次我带着女儿与诗友苏历铭去休假。真是相见恨晚，臭味相投。我记得客栈墙上有一幅诗句给我留下深刻而反讽的记忆：哪个好汉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节选自本书《怪才董平的北欧归宿》
成都诗友们：杨黎，蓝马，刘涛，小安，尚仲敏，万夏，李亚伟，何小竹。
“这次成都之行最重要最开心的是见到了投笔从商之前结识和神交已久的第三代诗歌战友们。
上世纪80年代。在诗歌界曾有一句很流行的比喻，就是四川尤其成都号称在全国诗人最多，随便在一个胡同口喊一声，就会闪现一串诗人；或一个花盆从楼上掉下，都会砸到一个诗人。
杨黎：如被我在《第三代诗歌概论》中推举为先锋诗歌流派“非非主义”第一诗人的杨黎，以《冷风景》和《怪客》彪炳诗界。其实杨黎在1989年春，我还在小城花河做记者时就专程来看过我，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哥们跟武侠小说大师古龙颇为神似。关于这次相会杨黎曾在他主笔的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的《灿烂》一书有简单回顾。所以我们已经算老朋友了。因为杨黎后来也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经常见面喝酒聊天。后来他又发起了橡皮诗社和废话运动，是第三代诗人中几乎唯一一位仍然与90后、00后打成一片，一直引领潮流和话题的老不死的老顽童！
那次还去拜访了非非理论家蓝马和他的太太诗人刘涛。同时去杨黎家还见到了他当时的太太第三代优秀女诗人小安护士。但未能如愿拜会莽汉诗人李亚伟和万夏等人，他俩当时都因为“敏感事件”身陷囹圄……后来我发现第三代诗人中在那个特殊年代经过牢狱之灾的诗友，还有张小波等，反而后来钱赚得更多。可能是对人性和现实的阴暗面和功利性看得更透更深，更能破釜沉舟和举重若轻吧。或许正应了周恩来年轻时曾经说过的类似一句话：成大事的男人必须都坐一次牢。
之后见到亚伟和万夏时，他们都已经投身二渠道出版业。1995年亚伟来大连叁加书展，由同行的杨黎引见，一副很牛逼的样子。
万夏：而之后的万夏己做的风生水起，据传靠《黑镜头》等书身家千万。2001年他投资让杨黎做《灿烂》，采访我之后，带我去办公室见了万夏，当时我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要是在咱哥俩都未进入商界前见面就更好了”，我俩相视一笑。他仍然长发飘飘令我颇感亲切，虽然我己于十年前初入商海第一天就挥刀剪去了一头长发，但那始终是我的隐痛和心结。记得在“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25周年纪念时发给《中国诗歌流派网》的贺电中我曾写过类似的一句话：愿以现在的一切一切去换取八十年代那一头自由的长发！（补记：2023年退休遁居蓝城后，经妻女同意俺终于又留起了八十年代的长发，虽己斑白！）
不久他特请我到他的别墅家宴，喝了洋酒，他说他现在只习惯喝洋酒。饭后又开车领我去蓝色港湾濒湖的一家钢管舞酒吧（但却没有舞女跳舞）小坐，在返程的途中他不经意地问我现在干什么职业，我说做房地产培训。他则故作低调地自语：我现在就是为了生存干点事。
最后一次见万夏是他请徐敬亚在北京丽都饭店的酒吧喝酒，现场还有当时任凤凰卫视副台长的刘春。之后就疏于联系了，圈内朋友传他己移居美国。我注意到他的微信也于2020年停更。最近一次看到他的消息是2023年北京诗友马高明去世的筹款祭奠群里……
我与万夏最早通信应该是于1993年左右，当时他“脱笼”后和前妻潇潇编了一本烫金色（上下卷）在中国现代诗坛占据重要地位并颇具影响力的的《后朦胧诗选》，堪比之前《朦胧诗选》、《新诗潮诗选》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但聚焦第三代诗人。当时我和孟浪正在大连一起搞一行广告公司，他给我寄了200本代卖，虽然买不去少部分但我还是把全款结了，把余书捐赠给了东北财经大学书店。
李亚伟：我与亚伟之后在北京还见过几次面，但都是他们二渠道兄弟的酒桌上，最后一次是在张小波在二毛的798“天下盐”设宴欢迎孟浪，我到迟了坐在亚伟的身边，他劝我喝酒，我推托说最近胃不舒服，他用一贯的莽汉口气、有点不屑不满地说：操，胃不舒服就不喝了？！我注意到那天他剃了光头，脸庞瘦削。记得之前他也是一头黑发。事后好象听杨黎说他得了什么重症。从此以后我看他就一直以这款光头示人了。
最后一次见亚伟是应该2010年的成都，我去出差，仲敏传了一个酒局，记得有吉木朗格、何小竹等，他也到场了。最近一次联系是2015年左右，他想在成都郊区买房，默默让他找我动用业内关系帮助找开发商……
尚仲敏：此次成都之行最后见的是当年大学生诗派的发起人和领袖，与我同时号称第三代双枪将（诗歌和评论）的尚仲敏。那时他还在电力学校做教师，杂乱宿舍中的他一副散淡而落魄的书生模样。
仲敏，号称中国口语诗大手，80年代就写过惊艳一时的《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经商多年，一直再写，而且越来越炉火纯青，点石成金。
2008年第二次见仲敏，他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从事通讯设备相关的业务，剃着泛青的寸头己经有些发福。到他的办公室，他正在与一帮美女打麻将，然后请我吃了著名的成都火锅，饭后还去唱了卡拉ok。因为当时在商界唱卡拉ok是必备的接待环节。（节自本书《休闲之都，诗歌之城、商业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