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再开太学射策 (第1/3页)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在三吴册立晋安国一事，确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但在此时的义安，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原因无他，朝廷的新制度一套跟着一套，实在令众人目不暇接。而就在天子宣布册立晋安国的同时，他又宣布了一条新的诏令，顿时吸引了朝中士人的所有注意，那便是《招贤诏》。
虽然世人常常议论说，一个国家想要长盛久安，就必须要有好的制度。但制度终究只是制度，如果只是写在纸上，没有人执行，没有人落实，哪怕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白纸一张，毫无意义可言。同样，哪怕一个国家已经制度运转良久，有人频频扭曲制度，违背制度，甚至公然打破制度，一样也会走向衰败。
所以要真正使得国家富强昌盛，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材。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但自古以来，确实不缺乏以一人而兴国，失一人而败国的前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起，他同时作为儒宗、法神、兵圣，乃是春秋、战国之交的第一贤哲。在鲁国则救鲁于存亡之时，在魏国则强魏于大争之世，最后于楚国变法，七年令衰楚振兴，继而横行天下，再次击败了他一手缔造的魏武卒。而他离开以后，三国皆无法回到吴起执政时的高度。制度还是那些制度，国土还是那些国土，甚至其余人也没有大的变化，就因为一人的存亡，便足以影响国家的运数，足可见人才的影响之大。
历代君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纷纷求贤。如秦孝公下《求贤令》，于是得商鞅；燕昭王筑黄金台，于是得乐毅、苏秦；到战国四公子，门客云集，蔚然成风，无论是鸡鸣狗盗之辈，还是说客策士之徒，皆在乱世中大放异彩。然后有了汉武帝开创察举制度，命天下州郡向朝中举贤。
只是汉武帝考虑到想要国家长治久安，不只要考察才能，还要重视德性，以达到教化天下的作用。而儒家又主张，德行之中，孝为第一，因此察举的人才，应该首重孝道，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道理。
但德性如何考察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正如上文所言，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可钻，尤其是在这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上，察举人考察德性，往往最后成了考察关系。所以就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讽刺民谣。
到魏武帝曹操时期，他既未能平定乱世，便正式颁布《求贤令》，强调“唯才是举”，不知情的人常常以为是曹操重视寒士，不看门第。但实际上，这是宣告了汉儒名教体系的彻底破产，忠孝之道无人问津，也彻底放弃了对德性的考察，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迅速走向腐败，到晋朝时已经无法收拾。
等到了如今，刘羡平定了半壁江山，扩张了六州之地，要推行新政改制，就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必然要征辟大量的官员推进管理，不然无法改制，但与此同时，他又要设法扭转官场的风气，不然盲目改制，也可能导致民心纷乱，乃至于生出亡国之祸，王莽改制便是前车之鉴。
因此，刘羡便下发了《招贤诏》，以表明自己的心意。
刘羡的《招贤诏》非常简单，倒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绕，就是很直白地表明道：“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今四海久逢大难，百废待兴，朝廷用人，急如星火，故不拘疏远单贱，先才后德，选贤任能耳。今岁九月下旬，于太学求天下之贤才，射策试经，重设四科，以成大治。”
简单来说，刘羡此次征辟的宗旨，是先看才能，然后考察德性，等两次合格之后，方才会进行任用。
怎么看才能，当然就是老法子，在太学中射策试经，并且不限任何门第，只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到太学参与考核的士人，都可以参加，一旦朝廷考察合格，便会委以官职。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早在汉顺帝时期，汉顺帝为了筛选人才，推广阳嘉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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