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我有嘉宾（上） (第1/3页)
关于此次射策交上来的文章，尚书省都已经将四科分门别类，且每一科的文章都按照甲乙丙丁的次序排好，并在每一卷文章上附上一张纸条，写明作者的姓名籍贯家世，以及其余考核的成绩，以供天子参考。
刘羡大抵是相信傅畅、陆云等人的眼光，因此首先从甲等看起。
其余的内容并没有多少需要看的。所谓验筹算，难度并不高，多出自东汉时马续编纂的《九章算术》，所谓验四时，则是出自东汉崔寔所写的《四民月令》，所谓默写经典，其实就是郑玄版本的四书五经，这些都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高就是高，低就是低。
刘羡所重点要关注的，还是最后的策问。
这次策问，刘羡出的题目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笼统，就是论晋室之亡，于汉室有何借鉴。这个策问的指向并不明确，射策者可以往任何方向进行发散，内容也可大可小，但正是因为如此，也很容易显现出射策者的性格与倾向，甚至看出本人的格局。
如一般庸俗的射策者，大概只能讲一些忠孝礼义、之乎者也之类的废话，或者将天下的兴亡归结于某一人、某一事。稍微好一些的射策者，则会揣摩君王的执政意图，顺着君王的想法去做回答。而高明的射策者，理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能分析历次政事的演变与得失，最后提出改进的意见。
因此，刘羡希望自己在这次射策中，能多看到一些直接对于政令上的建言。若不能，至少也要表现出对已有改制的支持。
他看的第一篇文章乃是邓攸所写。邓攸乃平阳襄陵人，刘羡早年在办夏阳文会时便已相识，记得他比自己小几岁，当时还在服丧，且服丧长达九年，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贤少年。转眼刘羡快四十岁，邓攸也已三十出头了。
而再看他的文章，也非常有个人的风格，他主要是从教化的角度来谈晋廷之亡。
他认为晋廷之亡，主要是亡于不重教化。虽说晋廷时期，看似文化兴盛，但那不过是士族的私学之兴盛，高门敝帚自珍，以清谈为优容，寒门求学无门，只能钻营于旁门左道，要么如孙秀般用丹药、房中术这种奇淫技巧逢迎君王上位，要么如张方、李含这般挑起斗争，用军功上位。最终便导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反观后汉之时，朝廷推崇官学，自太学以下，又在州、郡、县设学。郡守县令，无不以教化为先，所谓有教无类，万里同风，皆修经学。虽然有些分歧，但这使得人人皆识道德文章，三公不问出身，儒宗亦有寒门。
比如说现在尊为儒宗的郑玄，他在后汉之时，三代务农，只能在做县吏的时刻，忙里偷闲地到县学中学习。后有所成，又入关求学于马融，终于自成一派，前后教授弟子数千人，所谓有教无类，弟子也因此多为国家栋梁。
又比如说如今颍川陈氏的始祖陈寔，同样也是单微出身，只是在做县吏时孜孜不倦地学习，得了县令的赏识，然后就被推荐到太学求学。等陈寔后来到太丘县为令，对百姓着重教化，连梁上君子都为之感动，最终使得太丘县闻名天下，他得名为太丘公，并一度被誉为当世第一圣贤。
因此，两相比较之下，邓攸总结道，鉴于两汉与魏晋之兴亡，应当重新振兴官学，人皆有礼义廉耻，只是为功名利禄所蒙蔽，只要用官学唤醒平民百姓本身的德性，又何至于事事兵戎相见呢？
刘羡读罢，觉得邓攸所讲甚有见地，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确实也是自己应该注重的，于是他在对策文章上用朱笔标了个甲，同意取用他为秀才。
然后是温峤的文章，对于温峤，刘羡也听说过他的名字。在他上一辈中，太原温氏名声鹊起，兄弟六人号称六龙，只是因为是齐王司马攸的旧属，他们多投靠司马冏，继而在洛阳政变中与刘羡为敌，死伤惨重。但即使家族有所没落，也不妨碍温峤被举为秀才，继而被品评为灼然二品。
这也是晋室在灭亡以前，最后一个品定的灼然二品了，刘羡也正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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