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历史既是教训，亦是重蹈覆辙（求月票） (第1/3页)
顾霖薨了。
一个充满了无尽传奇的时代，似乎都因为他的突然薨世而溃散。
五代摄政，终成天下一统，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侧，却又始终恪守臣节。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顾氏主导的这百余年，都堪称一段不朽的史诗。
然而，史诗终有终章。
纵使天子赵翰音仍旧念及旧情，对顾氏礼遇有加；
纵使顾氏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底蕴犹存；
但那个顾氏一言可定鼎、一举一动牵动九州的时代，确乎是一去不返了。
而顾氏，正如顾霖临终所规划的那般，开始逐步放下擎天重担，缓缓后退。
时光如江东逝水，奔流不息。
正如顾霖生前所预料与安排，其长子顾修远虽承袭了太傅的职位，却再无其父那般一言九鼎、令群臣凛然的威势。
他性格本就偏于敦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在波谲云诡的朝堂斗争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天子赵翰音虽依旧信任顾氏，时常咨询。
但许多重大决策，已逐渐绕过顾修远，直接与新兴的枢密院、三省长官商议。
——这并非是无情。
只是因为顾修远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承担那属于太傅要做的事情了。
落到这种局面，自然也是正常的。
但真正的转折同样发生在了新帝登基之后。
新帝登基，年富力强，锐意进取。
其亲信的班底多是与其一同成长的年轻勋贵与科举新锐，对于前朝遗留的、盘根错节的顾氏势力，新帝在保持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心深处难免存有几分忌惮与疏离。
“太傅年高德劭，不宜过于操劳，此类琐碎政务，交由枢密院处置即可。”
“漕运新例已行之有年，顾氏钱庄功在社稷，然商事贵在均衡，朝廷亦当扶持其他诚信商号，以免一家独大。”
一道道看似合情合理的诏令与安排，如同温和却持续的滴水，悄然侵蚀着顾氏过往的权柄与影响力。
朝堂之上，那些曾受顾霖打压或与顾氏政见不合的势力，见风使舵，开始试探性地发出不同的声音。
起初只是在小事上争辩，渐渐便涉及官员任免、政策走向。
顾修远试图维系局面，却往往陷入孤立，昔日顾霖在时一呼百应的场景，再难重现。
更关键的是，顾氏自身也在调整。
他始终谨记顾霖“知进退，守根本”的遗训，面对明里暗里的排挤与分化，顾修远多数时候选择了隐忍与退让。
顾氏子弟在仕途上，也果真如顾霖所期望的那样，多任实务官职，罕有再跻身权力核心者。
这是必须的退让。
而这所引起来的局面同样也只有一个。
当顾氏这座挡在所有人面前的高山渐渐退去之后，朝堂之上被压抑已久的政治欲望与派系纷争，亦是骤然汹涌起来。
新帝虽试图平衡，但其亲信的勋贵集团与科举晋身的文官系统之间，为了争夺空缺出来的权力与资源，明争暗斗日趋激烈。
政令的推行，往往不再纯粹出于国策考量，而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派系利益与党同伐异。
然而，更深远、也更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在九州蓬勃的商业领域。
顾霖昔年为何要以雷霆手段整顿漕运，并以严苛律法与独立监察体系牢牢看管商事？
因为他与幕后的顾易都深谙一个道理。
——商业逐利之本，若无刚性的规矩与强大的威慑加以约束，便会如同脱缰的野马，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不择手段。
这种“不择手段”，在承平岁月、吏治尚未完全崩坏之时，往往并非赤裸裸的杀人越货，而是一种更为系统、也更难根除的压榨。
失去了顾氏与御史台那令人胆寒的持续高压监管，新的得利集团开始悄然成形。
他们或许是某些与朝中高官关系密切的豪商巨贾，或许是掌控了某条关键商路的地方大族。
而这些人在如今的局势之下，已然是不再只需要像过去那样冒险大规模走私，却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
——那便是向下压榨！
掌控货源的商会，可以联合起来，压低向底层生产者收购原料的价格；
把持运输的商行，可以巧立名目，增加各项杂费；
而那些依附于大商号生存的小商户、工匠、船工、力夫，则发现自己的工钱被变相克扣，劳役却在无形中增加。
一层对一层的盘剥，最终的压力，悉数落在了最底层的生产者与劳动者身上。
以及正在逐渐融入中原的外族之中！
北疆、辽东.
这些地界本就是最晚融入九州之地，九州之地的文化如今才开始刚刚普及，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时间之中走出一个高官贵族来。
且因为地势的缘故。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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