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四章 阿云案，释经权！ (第2/3页)
三岁，其母亡故，叔父为了节约开支，便将尚在服丧的阿云许配给了贫农韦阿大。
韦阿大相貌丑陋，行径粗鄙，阿云自是不肯从之，偏生叔父已经受了韦阿大的彩礼，退婚却是千难万难。
于是乎，阿云遂生杀人之心，并以斧头行刺，意欲杀了韦阿大。
结果，刺杀未遂，仅是伤了韦阿大，无奈逃之。
韦阿大贫农子弟，社会关系简单，县衙轻松就查到了阿云的头上。
阿云被抓，遂主动招供，具实以招。
单从案情上讲，阿云案并不繁杂，无非是叔父恬不知耻，小姑娘不满未婚夫，遂行刺杀夫的戏码。
但，政治往往会赋予一些小事件不一样的定义。
阿云杀夫，从头到尾，愣是判了两次，都还没有定论：
一判为县令决断，认为阿云是妻杀夫，构成十恶不赦之一恶逆，应判处斩刑。
二判为集贤殿直学士、登州知州许遵决断，认为阿云尚在服丧，不宜结亲，许配之事不该作数。
如此，也即意味着韦阿大并非是阿云的丈夫，亦非是未婚夫，不该以妻杀夫论罪，而是该以简单的谋杀罪论之。
相较于恶逆，谋杀罪却是要轻上不少，该罪减一等，判绞刑。
并且，阿云是主动招供，符合《嘉祐编敕》中“犯罪未发，因盘问具招，可减刑一等”，应酌情继续减刑，也即判减罪二等，判处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放两千五百里即可。
登州是重镇，许遵此人，乃是以正四品的集贤殿直学士兼任登州知州，且有过大理寺任职的经历，州府官员自是不敢质疑，认同了“罪减二等”的判决。
知州判案，无有质疑，卷宗便呈到了刑部复核。
刑部复核，认同“许配无效”的认定，但反对自首减刑的认定。
其主要根据，则是《大周刑统》的两条规定：
一、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可免其非杀伤之罪，不可免其杀伤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也即，杀伤之罪，即便自首，也仅可减免引发其杀人的罪状，不可减免杀人罪。
就像盗窃杀人罪，由盗窃引起了杀人，若是有自首情节，便可酌情减免盗窃罪，但不可酌情减免杀人罪。
判罪的下限，就是杀人罪，不存在继续减刑一说！
二、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列。
这就更是一目了然。
根据《大周刑统》，阿云虽是主动招供，但算不上自首，不可酌情免罪。
论起判罚，肯定是以故意杀人罪为下限，从而判处的绞刑。
不出意外，卷宗打回登州，建议判处绞刑，而非入狱、杖刑，亦或是流放。
本来，要是许遵遵从了刑部的建议，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但不巧的在于，作为重镇知州，正四品官员，许遵正谋划着熙丰七年入刑部，亦或是大理寺任职呢！
卷宗被人打回重审，引起了不少刑部、大理寺的人议论，甚至隐隐都有政敌意欲趁机弹劾，试图说明他断案不专业，不宜擢升。
然后
许遵不干了！
老子是根据先帝敕令判的！
刑部根据《大周刑统》，自是有理有据。
但他许遵，难道就是没有根据就胡乱判罪的人吗？
《嘉祐编敕》，这可是先帝的敕令！
许某依据先帝敕令判罚，你凭什么是说判得有问题？
就此，许遵干脆怒而上奏，一道文书呈递到了大相公江昭的手上。
就这样，这么一道小小案件，引起了庙堂百官的注意。
本来，这也就算了。
无非中书省颁下一道敕令，予以特赦即可。
关键在于，有点不巧！
近来，不少已经退出庙堂、“居江湖之远”的变法反对者，隐隐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搞起了“道统之争”。
这些人，试图通过对《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六大典籍的诠释与传播，从理论学说上否定变法新政。
总之，就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
连不可轻变的“轻”字都没了。
反对者不老实，支持者也毫不弱势，以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为主，几乎是天天论道，半点不怂。
而事实就是，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单拎出来一位都足以开宗立派，几人一起合力，无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水准。
反对者辩论不过，节节败退。
恰好，《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的矛盾，让反对者瞅见了机会。
就此，道统之争、敕律之争，合二为一。
所谓律令，也就是国家基本法典——《大周刑统》。
敕令，也即君王，亦或是中书省颁布的暂时性诏令，囊括了司法和庶政两部分。
这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中央权威的体现。
其中，自秦汉至唐初，律令和敕令一旦相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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