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真境界 (第3/3页)
产、消耗社会财富、影响国家赋税和徭役的强烈不满。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发动第二次灭佛（公元574年）时，理由同样直指经济：“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国治不在浮屠”。
托钵行走的身影，在儒家“不耕者不得食”的伦理审视下，竟成了动摇国本的游影。
佛教面临的，是一场关乎存亡续绝的严峻危机。
僧人的吃饭问题，这个看似基本却关乎生存根基的课题，已尖锐地摆在眼前。
若不能适应这片土地的经济形态与文化心理，佛教这株大树，恐有被连根拔起之虞。
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释迦法脉，几度命若悬丝。
在烈焰边缘飘摇，几近窒息湮灭于历史烽烟之下。
生存的危机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神圣的信仰不能仅存在于云端，僧侣亦需与大地建立真实而坚韧的联系。
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公元580-651年）以其非凡的智慧与魄力，为困境中的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生路。
他敏锐地洞察到，要化解佛教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僧团的经济基础。
道信大师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他率领僧众在蕲州黄梅双峰山定居下来，开垦荒地，躬耕自食。
这一举措，绝非仅仅为了解决饥肠辘辘的权宜之计。
道信大师从佛法精义的高度，对劳动进行了革命性的阐释。
他提出，“作”本身就是“坐”禅最根本的“报障”，更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将农业劳作与禅修实践完美地融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坐作并重”的理念。
《传法宝纪》记载其训导：“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
这看似强调“坐”，实则已将“作”即劳作以换取食物，视为“坐”禅得以持续、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础。
在道信看来，只有通过踏实的劳动解决了生存之忧，僧人才有可能真正“闭门”安心于禅坐。
道信将汗水浸透的劳作升华为修行本身。
为禅宗找到了深植于华夏农耕文明的坚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