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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艳红第一次感到荒谬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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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5章:艳红第一次感到荒谬与愤怒 (第1/3页)

    一、 无声的崩裂

    忙音消失了。

    但那单调、急促的“嘟嘟”声,仿佛具有了某种诡异的生命力,穿透耳膜,钻进颅腔,在她的脑子里扎下根,然后疯狂地、不受控制地增殖、回荡,与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乱而压迫的颅内轰鸣。

    张艳红维持着那个姿势,手臂僵硬地伸着,手指紧紧攥着那部冰冷的、屏幕碎裂的旧手机。指尖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呈现出一种僵硬的青白。手背的皮肤下,淡蓝色的血管微微凸起,随着心脏沉重而杂乱的搏动,一下下地跳动着。

    她站在这间不足十平米、昏暗、潮湿、弥漫着陈旧霉味和灰尘气息的出租屋中央,像一尊被突然剥夺了所有指令、只剩下物理形态的、粗糙的人形雕塑。窗外的雨更急了,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水流如注,模糊了外面本就黯淡的天光,也将屋内本就微弱的光线切割得更加支离破碎,在她苍白麻木的脸上投下晃动不安的阴影。

    母亲的声音,那熟悉到深入骨髓的、混合着焦虑、抱怨、理所当然的索取和隐隐催促的大嗓门,还残留在耳畔的空气里,每一个音节,每一处停顿,每一次语调的转折,都清晰得可怕,像用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她的听觉神经上。

    “你哥彩礼十八万八……”

    “你弟学费、生活费……”

    “家里房子漏雨要修……”

    “我血压药快没了……”

    “先打五千过来,赶紧想办法……”

    这些话语,像一串串冰冷、坚硬、带着倒刺的锁链,从听筒里喷射·出来,在她还未从韩丽梅带来的、关于“被观察评估”和“身世真相”的毁灭性打击中喘过气来时,就再一次将她牢牢捆缚、拖拽,狠狠地砸回那个名为“家庭责任”的、泥泞冰冷的现实深潭。

    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接到家里要钱电话时的感受,都截然不同。

    以前,是沉重的压力,是焦虑的计算,是疲惫的认命,是深埋心底却不敢显露的委屈和窒息感。那些情绪是浓稠的、滞重的,像不断堆积的淤泥,一层层覆盖上来,让她在挣扎中渐渐麻木,最终习惯性地、几乎是本能地,去思考“怎么办”——从哪里省,向谁借,能不能再多打一份工。

    但这一次,没有焦虑,没有计算,甚至没有立刻涌上来的、习惯性的、几乎成为肌肉记忆的“想办法”的冲动。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陌生而尖锐的感受。它起初像一颗极细微的冰晶,落在她因震惊和麻木而几乎冻结的心湖上,瞬间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随即,这刺痛并非扩散,而是向内坍缩,在她意识深处,引发了一场无声的、却天崩地裂的结构性崩坏。

    荒谬。

    这个词语,带着它全部的哲学重量和冰冷的嘲讽意味,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蛮横地,闯入了张艳红对自身处境的核心认知。

    荒谬。

    父亲刚刚被转入省城最好的医院,接受了最权威专家的诊治,天价的医疗费被“公司领导”的“特殊救助”全数解决——这是她过去几个月,不,是她懂事以来,压在全家头上最沉重、最令人绝望的大山,瞬间被移开。这本该是天大的喜讯,是全家人(至少是母亲)得以喘息、甚至对未来重燃一丝微弱希望的时刻。

    可是,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不是对女儿在大城市独自支撑的丝毫体谅,不是哪怕一句“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别太辛苦”。而是立刻、马上、毫无间隙地,抛出了另一串清单——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房子的修补,母亲的药费……数额明确,需求紧迫,理直气壮,仿佛父亲的重病和这笔“从天而降”的救命钱,非但没有减轻她的负担,反而像打开了某个泄洪的闸门,让更多、更理所当然的索取,更加汹涌、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她奔涌而来。

    好像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世界崩塌、身心俱疲、躲在出租屋里自我修复的女儿。她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矿。是一座永远不该枯竭的、理应被无限索取的、名为“长女”或“大姐”的丰碑。之前因为父亲的重病,这座矿暂时被“保护性”地过度开采,现在最大的危机解除,开采立刻要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要“加班加点”,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

    荒谬。

    更荒谬的是,这理所当然的索取,建立在一个何等脆弱、何等……可笑的基础之上?

    她,张艳红,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靠着微薄薪水和透支健康才勉强在这座城市立住脚的底层文员,一个刚刚被亲生姐姐用评估货物的目光审视、并告知“血缘不代表责任”的、可悲的“替代品”,一个此刻正躲在这间发霉的出租屋里、因为认知崩塌而几乎丧失行动能力的崩溃者——她,凭什么,有什么能力,去满足这仿佛永无止境的、加起来可能是她数年、甚至十数年收入总和的、庞大的索取?

    母亲在电话那头,用那种“家里就指望你了”的、混合着信任、压力和隐隐道德绑架的语气,催促她“想办法”。仿佛“想办法”这三个字,是她与生俱来的、点石成金的神通。仿佛只要她“懂事”,她“努力”,她“好好表现”,她就能凭空变出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修房子的钱、买药的钱……变出这个贫困家庭无底洞般的所有需求。

    以前,她也曾这样“相信”过,或者说,被迫这样“相信”过。相信自己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年迈后的依靠,是弟弟走出大山的梯子。她把这视为责任,视为枷锁,也视为某种扭曲的、支撑她在这冰冷城市里咬牙坚持下去的、苦涩的“意义”。

    可现在,在韩丽梅那冰冷理性的目光照射下,在“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揭露下,这层用“责任”和“亲情”包裹的、看似坚固的外壳,骤然变得透明、脆弱,露出了里面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赤裸裸的荒谬内核。

    她凭什么?

    凭她是女儿?可那个在她之前出生的、真正的“长女”,不也是女儿吗?为什么她被“送走”,而自己留下,承受这一切?是因为自己“更结实”、“更好养”?还是仅仅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父母(或命运)做出了那个选择,于是,这份“责任”和“指望”,就天经地义地、不容置疑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替代了姐姐生日的、名为“张艳红”的个体身上?

    这“责任”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无辜生命被牺牲的流沙之上!她所承受的、所背负的、所被“指望”的一切,有多少是真正源于“爱”和“亲情”,又有多少,是源于那次“送走”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愧疚、补偿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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