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白江口旧恨 (第2/3页)
，不断遣使学习。
“白江口旧恨……” 李敬玄沉吟道，“时过境迁，旧事重提，以作出兵之名，朝野恐有非议，谓我朝翻旧账，欺凌弱国。”
“旧恨？” 李瑾冷笑一声，走回案前，拿起一份他事先准备好的卷宗，“李相，此非旧恨，实乃倭国累世不臣之铁证！我早已命人查阅馆阁旧档，汇集倭国自前隋以来，种种狂悖、不敬、乃至侵扰之行迹。”
他翻开卷宗，朗声念道：“前隋大业三年，倭国遣使小野妹子至隋，其国书竟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狂妄无礼，隋帝不悦。此为其一。”
“前隋时，倭国曾暗中支持高句丽，阻挠隋军，其心可诛。此为其二。”
“国朝初年，倭国与百济、高句丽暗通款曲，屡有使者往来，图谋不轨。贞观年间，其国更收留高句丽、百济逃亡贵族，阴蓄异志。此为其三。”
“至龙朔年间，其国竟敢悍然发兵数万，战船千余，渡海与百济残部勾结，公然与我天朝为敌，白江口一战，焚我战船（唐方亦有损失），杀我将士，其罪滔天！此为其四！”
“白江口败后，其国虽表面称臣，然自称‘天皇’，用我年号、官制，却行自立之实，国中常以‘神国’自诩，轻视华夏。此为其五。”
“如今，见我新灭高句丽，不思加倍恭顺，反生异心，停派遣使，整顿水师，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此为其六！”
李瑾合上卷宗，目光扫过众人：“有此六条，倭国之罪，罄竹难书！白江口之役，非是旧恨，乃是其累累罪行中最为昭彰之一件！其国非但未曾真心悔过，反因我朝宽仁，变本加厉！今高句丽既平，安东新设，海疆之安，关乎东北大局。倭国孤悬海外，若任其坐大，与朝鲜半岛之新罗（需警惕）、百济遗民，乃至沿海不安分之徒勾结，则必成我朝心腹之患！今日其敢停派遣使，明日就敢侵扰新罗，后日就敢寇我登莱！岂可因大海阻隔，便养虎遗患？”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转为沉痛激昂：“诸位试想，白江口一战，我大唐多少忠勇将士，血染碧波，埋骨异域？彼时先帝（太宗）在位，犹以此为大憾！今我朝国力之盛，军威之强，远胜昔日。高句丽此等陆上强国，数月而平。倭国，一海岛小邦，仰我鼻息而存，竟敢效尤高句丽，行悖逆之事！若不以雷霆之势，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则白江口殉国之将士英灵何安？则四夷观之，岂不以为我大唐可欺？则后世史笔，将如何评说我等当国之人，畏缩苟安，坐视海疆不宁？！”
这一番话，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尤其是提到白江口殉国将士，更是让在座众人动容。郝处俊拍案而起：“太子太师所言极是！倭国恶行累累，今又自绝于天朝，若不征讨，何以告慰先烈？何以震慑四夷？老臣愿附议，请陛下、天后下诏，明数倭国之罪，兴问罪之师！”
李敬玄和薛元超对视一眼，也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决断。李瑾的论述，已将倭国问题从简单的“遣使礼仪”之争，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历史旧账、天朝威严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将倭国与高句丽类比，指出其潜在威胁，极具说服力。在唐朝刚刚取得灭国大胜、国势如日中天的背景下，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强势思维，很容易获得共鸣。
“太子太师思虑周全，老臣亦以为，倭国之事，不可姑息。” 李敬玄缓缓道，“然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需整顿，战舰需修缮，粮秣需转运，天时需择取。更需详探倭国山川地理、兵力部署。非有万全准备，不可轻动。”
薛元超补充道：“还有新罗。新罗与倭国有世仇，亦是我朝藩属。若征倭国，新罗态度至关重要。是令其出兵助战，还是严守中立，需早定方略。此外，朝中恐怕亦有不同声音，需预先绸缪。”
李瑾点头：“二位相公所虑甚是。征伐乃国之大事，自当谋定后动。我意，可分三步走：其一，立即以陛下、天后名义，颁诏天下，明数倭国自前隋以来，特别是白江口之战及现今停派遣使之罪，诏书中可重提白江口旧事，申明此乃讨逆复仇、伸张天讨之义战！此诏须传檄四方，尤其是新罗、渤海、乃至吐蕃、突厥，使其知我出兵之名正言顺！”
“其二，命兵部、户部、工部，即刻着手筹备。登州、莱州、楚州、明州（今宁波）诸水师，加紧整训，检修战船，储备箭矢、火器（火炮、猛火油等）、粮秣。着令将作监、格物院，协助水师，改良海船，研制适于跨海作战之军械。同时，遣精干斥候，假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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