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编修大典成 (第1/3页)
“日心说”引发的涟漪尚未平息，格物院内新旧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然而，李瑾深知，思想的论战固然重要，但知识的沉淀、整理与传播，才是文明进步的坚实阶梯。当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开始萌芽，当零散的经验、技艺、发现逐渐积累，迫切需要一种系统性的梳理、甄别、归纳与编纂，将其从个人的、私密的、口耳相传的“秘术”，转化为公共的、可传授的、可验证的、可发展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传承的需要，更是将“格物”理念制度化、正统化，并最终融入帝国文化血脉的关键一步。
恰在此时，一个绝佳的契机出现了。
麟德九年冬，天后武媚娘于洛阳宫贞观殿召集重臣，议及文教之事。其时，大唐国力臻于鼎盛，四夷宾服，海内晏然。武后雄才大略，既有经天纬地之志，亦有垂范青史之心。她深感自太宗朝修撰《五经正义》定儒学一统，高宗朝敕编《文馆词林》、《瑶山玉彩》等类书以来，虽文治粲然，然典籍浩繁，新旧杂糅，尤以近年来格物院所倡“实学”、“新技”、“异闻”层出不穷，多有未载于经典、不见于故纸者。或散落于匠户作坊，或流布于海商行旅，或秘藏于方士丹房，不成体系，难窥全豹。长此以往，恐技艺失传，新知湮没。
“本宫观古今治世，武功文治，不可偏废。” 武媚娘凤目扫过殿中群臣，最后落在李瑾身上，“三郎倡格物致知，诸馆新学迭出，于国于民，实有裨益。然学理技艺，若无编纂整理，则如珠玉散地，难以汇聚成器。本宫有意，仿前代修书旧例，集天下饱学之士、能工巧匠，于洛阳设馆，广搜博采，编修一部旷古未有之巨典，不唯经史子集，更兼百科杂学，凡天文、地理、算数、医药、百工、农桑、舟车、军械、乃至海外风物、新出技艺，无所不包，务求详尽，以彰我大唐文治之盛，亦为后世开智储才。三郎以为如何？”
李瑾闻言，心潮澎湃。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事！将格物院数年来探索的成果，以及天下已有的实用知识，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化的整理、验证和编撰，这不仅是知识的集大成，更是确立“实学”地位，将其从“奇技淫巧”提升到“经世致用之学”高度的绝佳机会。他当即出列，深施一礼：“天后圣明！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盛举！臣以为，此典不应囿于经史陈言，更当以‘经世致用，格物求真’为旨，广收天下有用之学，尤其是近年格物院所究之新学、所创之新技，详加考辨，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务使览之可学，学之可用。此典若成，当名之曰——《弘道大典》或《开元宝典》，取其包罗万象、开启新知之意。”
“《开元宝典》？好！此名气象恢宏！” 武媚娘拊掌称善，“便以此名！此事，便由太子太师李瑾总领，会同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并格物院诸馆，广征天下名儒宿学、奇才异能之士，齐聚洛阳，设‘修典馆’，即日开馆修书！所需钱粮用度，一应由内库、户部支应！”
诏令一下，天下震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组织编纂大型类书、总集，本是文治昌明的象征，如《皇览》、《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但如武后所谕这般，明确要求将“百工杂学”、“海外新技”与经史并列，甚至单独成类，系统编入国家级大典，实属破天荒第一遭。这无疑是对传统“重道轻器”、“重义理轻技艺”观念的一次公开挑战和部分修正。
消息传出，清流士林反应复杂。一部分正统儒臣激烈反对，认为将工匠之术、方士之流、海外奇谈与圣贤经典并列，是“淆乱学统，褒渎斯文”，有损朝廷体面。但更多务实或嗅觉敏锐的官员，尤其是与格物院已有接触或对其实用成果（如改良农具、新式海图、火药配方、医疗防疫等）有所了解的朝臣，则看到了此事的深远意义——这是将那些“有用之学”正式纳入国家知识体系，赋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不少在野的饱学宿儒、隐逸名士，也被“修撰旷世大典”的名头所吸引，或为扬名，或为求道，纷纷应召前来。
洛阳城东南，原属将作监的一处庞大官署被紧急修缮、扩建，挂上了“修典馆”的金字匾额。馆内殿宇连绵，廊庑深邃，设总纂厅、分纂处、誊录房、藏书库、绘图坊、样本作坊等，规模空前。李瑾被任命为“监修总裁”，总揽全局。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的负责人以及数位德高望重的硕儒任“副总裁”，分管经史、诸子等传统典籍部分的编纂。而格物院八大学馆的馆主，则被任命为“分纂总纂”，各自负责本学科领域的编撰工作。此外，还从全国各地征召、荐举了超过两千名在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百工、农桑、乃至海外方物等方面有所长的学者、匠人、方士、海商，汇聚洛阳。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知识大整理、大编纂，拉开了帷幕。
然而，编纂伊始，便遇到了根本性的难题——体例。传统类书，如《艺文类聚》，多以“天、地、人、事、物”为纲，下列子目，摘录前人著作中的相关文字，以辞藻、典故为主，注重“文”而非“理”，重“述”而不重“作”，更不涉及具体的技术操作和数据。这显然无法容纳格物院所强调的实证知识、技术流程、定量数据和那些全新的、不见于经传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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