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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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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章 问责 (第3/3页)

休息。我的秘书考虑到我连日基层调研非常疲惫,已经睡下,而根据他当时从高育良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已在现场,局面得到初步控制——因此,他和高育良同志都误判了事态后续发展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所以,我的秘书向高育良同志说明我已休息后,高育良同志并未坚持要求必须立即叫醒我。”

    他的表述极其讲究:强调了李达康在场且“控制局面”,将“误判”归为秘书和高育良共同的责任,最后点出是高育良自己没有坚持。

    逻辑上似乎能自圆其说。

    然而,电话那头的人,岂是能被轻易绕进去的?

    “高育良同志的问题,组织上会另行了解。”对方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接下来的问题却如手术刀般精准,直刺核心,“我换一个问法:如果昨晚的事件,后来没有通过网络发酵、没有传播到境外,在你看来,你的秘书拦下高育良的汇报是否合适的?”

    沙瑞金喉咙一哽,一时竟被问住了。

    这个问题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剥离了“结果”(舆论爆炸),只追问“行为”本身的合理性。

    无论怎么答,都是错误。

    这次的事情确实是他做错了,哪能通过几句话就完全撇清自己的责任,再厉害的纵横家,也只能通过话语选择相对小一点的责任罢了。

    如果回答“不合适”,那等于承认秘书犯了大错,而秘书犯错,根源在于领导的用人失察、管理不力。这直接指向他作为一把手的领导能力和掌控力存在严重问题。作为一把手,如果连自己贴身的心腹秘书都没法管理好,怎么让组织相信他能管好汉东30万干部和8300万人民。

    不是说秘书不能犯错,而是说,作为领导最贴心的心腹,领导要在他犯小错的时候,就要引导他改正甚至直接换人,而不能给他犯大错的机会。

    秘书要是外放了,就和领导没关系了,就像陈清泉被抓,对高育良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在职秘书出了问题,现任领导是甩不清的,会被直接质疑领导能力。

    如果回答“合适”,也有问题,会被直接认为对事件认知和判断能力不足。

    沙瑞金额头微微见汗,大脑飞速权衡。他知道自己昨晚确实大意了,内心深处甚至对高育良的“不够坚持”有些埋怨。但此刻,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网络舆情发酵速度的误判,是许多干部都可能犯的错误(高育良、李达康不也如此?),这属于“认识局限”。

    他咬牙,选择了后者:“领导,我向您深刻检讨。这暴露了我们,特别是我个人,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发酵的迅猛程度和潜在危害,严重估计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我们当时依据现场初步反馈,错误地认为事态可控,没有预见到其连锁反应和舆论爆发的可能性。这是严重的判断失误。”

    他试图将“拦下汇报”的行为,包裹在“集体误判”和“能力不足”的外衣下。

    然而,电话那头的声音并未放过他,反而顺着他的逻辑,给出了更严厉的诘问: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位省委副书记,在深夜向你汇报一个涉及上千群众聚集对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突发事件,只要你们‘判断’舆论不会爆炸,这件事的紧急性,就不足以打断你的休息?”

    这不是给沙瑞金降智,他金刚愎惯了,习惯当家做主搞一言堂,当一把手的时候,连二把手的完全不在眼里,现在管理一个经济大省,心里下意识的没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是啊,如果不是他平时就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耳濡目染下,白景文也不会受他影响,做出阻拦的判断了。

    沙瑞金脸上一阵燥热,连忙辩解:“领导,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始终牢记……”

    他嘴上在辩解,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不满,觉得这点小事,过于上纲上线。

    “好了。”对方打断了他,语气似乎缓和了一点,但内容依旧沉重,“我注意到你这次在下面跑了不少地方,这很好。但调研,不能只听干部汇报,更要沉到一线去,听听车间里的工人、田里的农民、街边的商户怎么说。多接接地气。”

    “是!领导的批评一针见血,我完全接受,一定深刻反思,立即整改!”沙瑞金知道,辩论已无意义,唯有彻底认错。

    “这次事件,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包括经过、原因、责任分析、处理情况和你的反思,直接报上来。”

    “是,我一定认真写好。”

    电话挂断。沙瑞金握着话筒,站在原地足足一分钟,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那句“多接接地气”,像鞭子一样抽在他的脸上,火辣辣地疼。

    他从未受过如此直接而不留情面的批评,尤其是涉及他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立场。

    一股混杂着羞愤、懊恼和难以言说的憋闷,在胸腔里翻涌。

    当他重新回到线上会议室,出现在镜头前时,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他周身散发的低气压。

    原本还在低声交换意见的常委们立刻噤声,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沙瑞金没有拍桌子,也没有提高音量,但他冰冷的眼神和更加简洁的语气,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他扫视一圈,目光最终落在李达康身上:

    “达康同志,继续我们刚才的议题。大风厂的问题,京州市委打算怎么彻底解决?我要的不是临时安抚,是根治方案。”

    李达康早已打好腹稿:“沙书记,京州市委市政府会成立专项工作组,由我牵头,妥善做好大风厂职工的安置和补偿工作。我们会研究制定方案,由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同时协调相关企业,共同解决职工的生计和保障问题,确保平稳过渡。”

    这个方案,基本上是“花钱买平安”的思路,也是处理类似棘手问题的常规套路。

    沙瑞金沉吟着,似乎在权衡。

    就在这时,一个平静但清晰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我觉得,这样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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