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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唐人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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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 唐人是了不起的 (第2/3页)

不再需要额外的解释。

    颁奖礼落下帷幕后,张振勋与一众商业报聘团成员应美国商会联合会邀请,展开了沿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巡回演讲,向美国商界介绍中国实业。此次行程包括七座城市、共十二场的活动安排。

    第一站在萨克拉门托。会场不大,是一间旧式礼堂,长条木椅坐了不到两百人。台上只有一张桌子、一盏灯和一只盛了清水的水晶碗。张振勋走上台,没有带讲稿,手里只拎着一只从行李箱中拿出来的木箱。他把木箱放在桌面上,不急着打开,先环顾了一圈台下——大多数面孔是陌生的,有的带着笔记本来,有的只是抱着胳膊靠着椅背,像是在等待一场来路不明的展会推销。

    他开口了,语速平缓:“我不会说很多话。今天想请各位先尝一杯。”

    他打开木箱,取出一只酒瓶和七只品酒杯,依次摆好。他的动作不快,拧开瓶塞、把暗红色的酒液倒进杯中时,瓶口和杯沿之间保持着稳定而连续的距离,酒液在杯壁上留下一道道缓慢下滑的痕迹。七只杯子倒完后,他把酒瓶放回桌面,朝前排的观众做了个手势。前排几个人迟疑了一下,陆续起身拿起酒杯。酒液在杯里轻轻晃动,散发出清冽的香气,在空旷的礼堂中缓慢弥散,像某种看不见的、从遥远海岸吹来的风。有人抿了一口,含了一会儿,咽下。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等到第七只杯子被放回桌面的时候,张振勋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这瓶酒产自烟台,中国山东半岛北侧的海岸上。那里的年平均气温与波尔多相差不到两摄氏度,石灰质土壤的深度超过两米。葡萄藤从法国和德国引进,种了二十多年。”稍作停顿,他补充道,“方才各位品尝时,风味的变化比预先设想要大——因为葡萄年份春季的雨水比往年多了大约三成,单宁的结构比往年更宽一些。”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像一条河流在弯道处短暂地减缓流速。

    张振勋站在那张桌子后面,把酒瓶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光穿过瓶底和残存的酒液,在桌面上投下一道窄窄的暗红色光斑,缓缓移动,像一枚被拉长了的、正在走的时针。

    巡回演讲继续向东推进。萨克拉门托之后是盐湖城,然后是丹佛、奥马哈、芝加哥。会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听众从商人增加到政界人士和媒体记者。每一场演讲的前半段流程大致相同——开瓶、倒酒、等待、品味。然后张振勋会开始他的核心部分:一张简化版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几条线。

    他在盐湖城的地图展示环节被一位穿着皮外套的男士打断了:“张先生,你说的这些铁路,还有你正在修的那些铁路——它们都是美国人出的钱吧?”他的语气中带着质问,音量在空旷的礼堂里产生了一次短暂的回响,“没有美国资本,这些项目还能动工吗?”

    台下短暂的安静。张振勋把地图放下,目光朝向那人所在的区域:“中国修铁路的资金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外国银行。但轨道上铺的枕木,是在中国土地上砍伐的;沿线搬运的工人,是拿着中国工具的中国劳工;路基下的泥土,是中国土壤。如果一条路从图纸到通车都要以资金来源来判定归属,那么美洲大陆上的铁路——也包括美国早期的许多铁路——你们是否愿意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判?”

    那人没有再站起来。散场后他走到台前,张振勋正收拢地图。他在桌沿旁边站定,伸手拿起一只尚未收走的品酒杯端详了一会儿,像是要透过杯壁确认刚才那番话的真实成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说得对。标准应该通用。”他放下酒杯,转身走了。张振勋看了他离开的背影一眼,低头继续卷地图,没有把这短暂的互动记录到任何笔记中。

    纽约的演讲安排在卡内基音乐厅旁边的一间会议厅里。听众比之前任何一场都多,过道里站了人,入口处还有人踮着脚往里面张望。张振勋站在台侧等工作人员调整话筒时,看见观众席的最后几排坐着两男一女,都穿着深色西装,没有拿笔记本,只是把手臂交叉在胸前。他扫了一眼便移开了视线。

    进入问答环节后不久,后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男士站了起来,声音在会议厅里清晰地扩散开来:“张先生,您说了很多关于葡萄酒和铁路的事情。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连一个稳定的政府都没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所谓‘中国制造’,难道不是空中楼阁吗?”

    台下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部分,连翻动笔记本的声音都暂时中断了。张振勋站在台上,把话筒从支架上取下来握在手里,向前走了半步。“您说得对。中国现在还不稳定。可哪个国家不是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的?三十年前,美国的西进运动还在收尾,铁路公司破产的比盈利的多。你们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现在的样子。”

    他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里,继续说了下去:“我的酒厂二十年多前还是一片荒山。第一批葡萄种下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说那是烧钱。根瘤蚜毁掉了大半园子。第十六年,第一批酒运到上海的时候,一个礼拜只卖出去四瓶。”他说话时的声音平直而稳定,没有扬高也没有降低,“可二十多年后,这批酒拿到了旧金山博览会的金奖。如果二十年前有人说‘中国的葡萄酒能在国际展会上得奖’,恐怕也会被认为是‘空中楼阁’。”

    他停了一下,目光朝向那位已经重新坐下的听众所在的方位:“空中楼阁只要开始打地基,就不再是空中楼阁了。”

    音乐厅侧门传来一声极轻的开启又合拢的声响,但没有人回头查看。那位穿深色西装的男士没有追问,也没有记录,只是保持着之前的坐姿望着台上,一直到散场都没有再看自己的笔记本。

    张振勋与爱迪生的这次见面,发生在1915年6月8日,地点是新泽西州西橘村的爱迪生电机厂。当时报聘团刚结束在纽约的行程,这是他们在纽约停留的最后一天。

    参观完电机厂的生产车间,爱迪生在厂内设了午餐。席间,爱迪生提起有声电影正在试验,饭后便请众人到放映室观看了一段演讲活动影戏。灯亮之后,张振勋沉默了片刻。他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耳朵已经不太灵便的老人,正是四十年前发明了留声机和电灯、把“声音”和“光”都装进机器里的人。

    黄炎培后来在报告里记下了这天的行程:“九时,访安迪生君于西橘村,参观其电机厂。在厂午飨毕,请观演讲活动影戏。”

    爱迪生问了张振勋一句话,“南洋的锡矿和橡胶园里,有没有用上电。”张振勋摇了摇头。张振勋又说,中国内地很多地方,夜里还是点油灯。

    爱迪生听了,没有接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他大概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客人手里有葡萄酒——张裕的白兰地刚在巴拿马拿了金牌——但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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