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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矣。
谕旨最后宣布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坤等严审定拟具奏。同时由内阁公布的谕旨还有，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
孙士毅走通了和珅的路子，临行前乾隆又改变主意命他留京纂修《四库全书》，特受翰林院编修，理由是孙学问优长；调奉天将军安吉保任云贵总督，命严希深驰驿前往署理云南巡抚。
和珅快刀斩乱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此时不报何时报？趁李侍尧落难要他的命。也不和许维商量，直接乾纲独断，大笔一挥，就把结案呈词给报了上去：
“李侍尧婪索赃私盈千累万，且明知素尔方阿系管场之员，向其勒索多赀，即与侵亏无异，将李侍尧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
至于素尔方阿等的定罪量刑，大体依据"与受同科"这莫名其妙条例的精神，谁供认的越多，谁受的惩处越严厉：素尔方阿供出因畏惧总督将所管银厂盈余馈送李侍尧至八千两之多，其中五千两是主动供出的，被判死刑－－"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全部抄没；原任臬司汪圻、道员汪肇奎馈送银子少一点，判了"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的比无期徒刑还重的罪，家产同样全部抄没；原任知府张珑、原任同知方洛和知县杨奋各馈送四千两、三千两、二千两，判刑又稍轻一点－－"发往乌鲁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当然，家产也是全部抄没；德起一共馈送七千两，但"业经病故，应毋庸议"，看来惟有他最幸运，尽管抄家并不能免。
和珅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李侍尧也颇得乾隆宠信，一旦罪名一开始就定得太重，容易引起乾隆的不满。先定个斩监候，麻痹一下乾隆，而后再一步步地把李侍尧的罪行推高，直至斩立决。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批谕"该部议奏"，即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珅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
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惟知就法论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坤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这一点，乾隆心里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堂官。由于各部院堂官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二十人上下。
让这么一个等级森严又各自业务"隔行如隔山"的国务会议去解决某一个如李侍尧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专业的问题，怎么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并不十分重视，随便找个理由请假，或者到了会场干别的事扯闲篇儿，甚至借机闭目养神，结果一开就是几天。像这么个弊端，乾隆知之甚详，但由于其存在有其可利用的地方，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就当面骂过这帮有头有脸的大臣说：“迩来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
乾隆帝完全有理由并有把握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坤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待拖过一段时间后再法外开恩赦免李侍尧就顺利成章了。
谁承想，结果竞大出乾隆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