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 “短期效益” (第1/3页)
、、、、、、、
除体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朝庭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经济自由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经济自由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改良派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独立的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
至1898年11月，光绪下诏继续变法。翌年3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
1899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其中，最重大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新政”在短短的两年就见到起效，在经济上，“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三年间，除两江和台湾外的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4家；而1899至1901年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76家，年均192家，是前者的14倍。
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899至1901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则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