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八章 外患内忧 (第2/3页)
丝微弱曙光的京城，在边疆告急、内乱纷扰中清庭按照调整后的预备立宪清单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
阁员包括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康有为、那桐，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梁启超，陆军大臣锡良，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此时，政启的上谕规定“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对于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得发训示”，“监督指挥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奏事人员，于国务有所陈奏者，由国务大臣代奏”。强调内阁对皇帝负责，加强了以内阁为首的中央集权，完全削去各省督抚直接上奏和入对的权力，使各省从属于内阁。但内阁在行政、法律、财政诸多方面又受到资政院的制约，中央权力的中心由皇帝开始移向内阁。
这次政体的变化其实是中国行政史上的重大转折。
但当时的舆论反响却并不一致。民主党立宪派人士认为在内阁成员13人中，皇族多达7人，指责其为“皇族内阁”，他们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力主解散此内阁，要求重新组建内阁。资政院也立即就此事进行了院内外活动。
如果具体从内阁成员的政治倾向来看，此时的奕劻内阁也已经不是旧式内阁。奕劻本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极力主张三权分立的政体改革原则，在他首席设计的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立法权属议会。
载泽无论在满人官僚还是在汉人官僚中间都有强大的支持。
陆军大臣锡良是权贵出身的大臣中最为开明者，还有海军大臣载洵，二人都与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有深层次的接触和合作。溥伦自1905年来历任资政院总裁，凡事主张“先交资政院参议”谈论，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经常发生争论。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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