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零章 著作权和审查制度 (第2/3页)
是“著作权”这个描述词不太合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尽可能宽泛化的描述词，是立法者追求法条尽可能普适的结果。
由此衍生出来的还有“著作权人”，也是有着相似逻辑的过于宽泛的普适词语。
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词，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这是在保护创作者的权利，也就是保护作家、编剧、画家、作曲、填词、歌手、演员等直接生产作品的人的权利。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法律保护的是“拥有著作权的人”的利益。
拥有著作权的人不一定是创作者，可以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了著作权的人，可以是其他个人或者是公司组织法人。
包括继承人、雇佣创作人、定制人、出版社、演艺公司、中介公司、唱片公司等等……
很多歌手跳槽之后就不能再唱以前的歌了，就是因为歌的著作权属于唱片公司，而不是属于唱歌的人。
作为立法者，似乎应该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兼顾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共同权利，包括这些公司组织的权利。
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创作，获得了理所当然的著作权，还是通过合同授权得到了著作权，都要一视同仁的保护。
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普通创作者个人，相对这些运营公司组织而言，谈判地位都是明显弱势的。
对待谈判地位不对等的双方，管理者还要绝对中立，绝对公平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不公正。
就像裁判对一个壮汉和一个小孩说，你们两个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涉的擂台上公平对抗，我会保持绝对公平的态度来裁决。
那就是让壮汉随意欺负小孩而已，只是单方面的口头公平而已。
看似公允的保护所有“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律条文，绝大部分时候就是在保护著作权运营公司的权利。
“权利”的内涵也不只是金钱利益，同时也包括对作品内容的掌控权，包括作品内容和思想不被随意篡改的权利。
对著作权人一视同仁的保护，同时导致创作者失去了衍生作品改编中的话语权，一旦改编许可放出去就无法再做直接影响。
被理科和文科筛选了两次，剩下来的艺术生通常又有“自己的想法”，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
喜欢通过略微改动别人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深邃”思想。
就连金庸这种作者，都会看到完全无法接受的“改编”，能做的事情也只是“后续不再合作”。
就算是刘慈欣这种作者，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艺画开天瞎搞。
甄嬛传本来是一个架空朝代的，硬是要把时间线确定到清朝去，要放到雍正身上去演。
所以朱简烜要在原有的著作权法的基础上，添加专门的创作者权利保障条款。
但就算是法律上有了保障条款，民间公司也会通过专业的法务拟定格式合同，堆满对公司最有利的霸王条款。
所以有了法律兜底，还要有官方的格式合同，做更加细致的限制，也方便官员处理纠纷。
在此基础上，还要完善文艺作品的内容审查登记制度。
崇祯朝以前，大明没有统一的文艺作品审查制度，都是遇到了影响格外恶劣的作品，才会专门去查禁具体的作品本身。
民间百姓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去自己写书刊印，并没有人专门去管理这种事情。
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崇祯皇帝尝试订立审查标准，准备搞先审后发的制度，但最终没有落实。
原因也很简单，任何行政事务都是有代价的，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设立和维持，都是一笔无法规避的开销。
一项新的行政事务能不能实现和维持，关键还是要看成本和收益是否划算。
崇祯时期的大明，连司法独立设想都没能落实，更不要说文艺作品审核这种无关大局的事情了。
让全大明的所有出版商，把要印刷的东西先印出来一份送到衙门，在衙门雇佣一大批读书人，专门审阅这些东西。
对于农业时代的大明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却要花费一笔异常庞大的资金。
所以这件事情自然是无法落实的，就算是崇祯皇帝强行推行下去，也会因为资金和人员问题而无法维持。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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