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第102章评估手记 (第3/3页)
姚浮萍的手指微微蜷紧。
“你只说了一句话。”林晚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已经不会疼的事，“你说：‘权限标记我会挂在那里，不是为了限制你，是为了提醒我自己’。”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姚浮萍低下头。
她想起五年前那个夜晚，公司刚刚度过危机，所有人都疲惫到极点。她站在林晚的工位旁边，想说很多话。想质问她为什么，想说她永远不会原谅，想告诉她数据泄露那几天她失眠到凌晨四点、反复检查防火墙日志、生怕自己漏掉一个漏洞、害怕公司毁在自己手里。
但她最后只说了那句。
不是因为大度，不是因为她释怀了。
是因为那天下午，她弟弟给她转发了一封邮件。是林晚在转岗申请里附上的个人陈述，最后一段写着：
“我知道姚浮萍永远不会完全信任我。这是她作为技术负责人的本分，也是她对我、对公司、对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我想告诉她：我理解。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的是记住。只有记住，才能确保这种错误不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姚浮萍把那封邮件看了三遍。
第二天，她在系统里发起了那个权限标记。
不是为了限制林晚。
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人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但错误不是那个人的全部。
五年来她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连姚厚朴都不知道。
她以为这会是她带到退休的秘密。
“施特劳斯博士，”林晚看向那位德国老人，“您问过我们，为什么敢在评估中开放所有历史争议。这就是答案。”
她顿了顿。
“因为那些历史争议，从来没有被掩盖过。它们被我们每一个人记在心里，在日常的每一次决策里反复咀嚼。五年了，有些还在疼，有些已经长成茧。但无论是疼还是茧，都是真实的。”
施特劳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
他想起金泽教授说的“信任”。三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找的那种信任，不是完美的、无瑕的、不会受伤的信任。
是即使受过伤，也愿意记住伤口的形状、不再让另一个人跌倒的信任。
第二十五天。
施特劳斯坐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落地窗前，手中握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面前摊着那份即将完成的评估报告初稿。
他的团队成员在隔壁整理数据，准备最后一周的收尾工作。走廊里偶尔传来员工经过的脚步声，茶水间隐约飘来咖啡的香气。窗外是这座城市秋天特有的晴朗天色，阳光透过玻璃，在桌面上切割出明亮的几何图案。
评估报告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按照IDEC的标准框架，结论部分应该是对企业数据伦理体系的等级评定和整改建议。
他的笔悬在空白处，很久没有落下。
门口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龙胆草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两杯热咖啡。他把其中一杯放在施特劳斯手边，在他对面坐下。
“施特劳斯博士，”龙胆草说，“这二十五天，您叫停了十九次。”
“是的。”
“每一次都被满足了。”
“是的。”
龙胆草沉默片刻。
“您知道为什么吗？”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冯先生，”他说，“三十五年前，我在慕尼黑大学参加金泽教授的研讨会。那天会上有个年轻工程师提问：‘如果企业把伦理原则挂在墙上，但执行层面处处妥协，我们该如何评估它的诚意？’”
他顿了顿。
“金泽教授说：‘不要看它挂在墙上的原则，要看它做过的决定，特别是那些让它疼的决定。’”
龙胆草没有说话。
“二十五天，”施特劳斯看向窗外，“我看了一百一十七个决定。技术团队用三小时推翻自己打磨了三个月的方案，因为伦理风险过高。人力资源部保留了一个间谍员工五年来的所有权限申请记录，因为她认为‘透明的前提是完整’。”
他停顿了一下。
“你的首席技术官发起了一个永远不会执行的权限标记，用来提醒自己原谅不是遗忘。你的数据安全顾问把她母亲住院时写的那几页笔记贴在本子里，因为她觉得‘这是错误的一部分，不能撕掉’。”
他的声音很轻。
“冯先生，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找金泽教授说的那种信任。在硅谷没有找到，在日内瓦没有找到，在苏黎世没有找到。”
他看着窗外，这座城市秋天的阳光落在他的银发上。
“今天我知道了。它不在制度里，不在报告里，不在任何企业的公开承诺里。”
他低下头，看着那页空白的评估结论。
“它在三小时推倒重来的代码里，在十五年前留下的注释里，在从未被执行过的权限标记里，在那些拒绝被撕掉的笔记里。”
龙胆草安静地听着。
施特劳斯拿起笔。
他没有写等级评定，没有写整改建议。他在评估报告的首页，写下了一句和金泽教授三十五年前那句回答相呼应的话：
“龙胆科技的数据伦理体系，不是一个完成的制度，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选择。而我相信，当一家公司愿意把每一个让它疼痛的决定都摊在阳光下，它就值得被信任。”
他放下笔，把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换成了龙胆草刚端来的热咖啡。
窗外，梧桐叶正被秋风染成金黄。林晚种在公司天台的那些花草，在这个季节开出最后一茬细小的白花。姚浮萍下午要去参加国际算**理峰会的线上论坛，她弟弟正在给新入职的实习生讲十五年前注释的故事。九里香的办公室亮着灯，她今天要完成一份关于“职场创伤修复”的内部培训方案。曹辛夷在欧洲谈判的消息传回来，合作即将签约。
而在这间洒满阳光的会议室里，一个做了三十五年数据伦理研究的德国老人，写下了一份与所有过往评估报告都不同的结论。
他没有写“建议”。
他写了一句话，送给三十五年前那个在慕尼黑大学会议室里提问的自己。
“你问的那家公司，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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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