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医术大革新 (第1/3页)
《开元宝典》的墨香尚未散尽，其浩瀚篇幅中独立成门的“农桑医道”部，尤其是其中大量前所未见、图文并茂的医药新知，如巨石入水，在太常寺太医署、尚药局以及民间杏林之中，激起了远比“日心说”更为直接、也更为复杂的波澜。毕竟，星辰运转关乎观念，而医药生死，则切切实实关乎每个人的身体与伦常。当那些描绘着清晰人体骨骼、肌肉、内脏位置的“解剖图”，记载着用刀针处理外伤、痈疽甚至“剖腹取肠”的“外科要术”，以及强调“病气”（病菌）可通过接触、空气、虫媒传播，需以“沸水、烈酒、石灰、蒸熏”防范的“防疫辑要”，连同诸多前所未闻的药方、疗法一同被收录进煌煌国典时，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
格物院医道馆，这个原本在八馆中相对低调、以整理古籍和搜集民间验方为主的分支，一夜之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馆主秦鸣鹤，本就是京洛名医，曾以金针刺穴缓解高宗风疾而受赏识，被李瑾延请入格物院。他年近五旬，性情沉稳，精于针灸和内科，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钻研极深。起初，他对李瑾提出的“实证医理”、“解剖明形”、“外科技法”颇感疑虑，认为医道首重阴阳五行、脏腑气机，刀针金石乃不得已之下策，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解剖人体有违人伦。但李瑾并未强求，只是让他先主持整理、验证《宝典》中计划收录的医药部分，尤其是那些来自民间、军队、乃至域外（如天竺、波斯）的奇方异术，并系统研究常见疾病的症状与疗法。
在整理过程中，秦鸣鹤和他的弟子们遇到了无数难题。许多古方记载模糊，药材异名繁多，剂量全凭“少许”、“适量”；对疾病起因的描述，多归为风寒暑湿、情志内伤或鬼神作祟，治疗方法则针、灸、药、咒禁混杂，疗效难以确证。更麻烦的是外科和伤科，军中金疮箭伤、民间痈疽骨折，死亡率、致残率极高，而传世医书对此记载简略，多强调“敛疮生肌”的方药，对清创、缝合、正骨手法、预防“溃烂”（感染）几乎无系统论述。
转折点出现在麟德十年夏。洛阳周边数县爆发“绞肠痧”（霍乱或急性肠胃炎）及“虏疮”（天花？）疫情，蔓延迅速，死者相枕。太医署派员救治，仍按伤寒、温病论治，效果不彰。李瑾紧急命令格物院介入，并授意秦鸣鹤尝试《宝典》编纂中已初步成形的“防疫法”：隔离病患，沸水消毒衣物器具，石灰水泼洒污染区，要求接触者以面巾（简易口罩）覆口鼻，并用高度蒸酒（尝试提纯的酒精）擦拭患处和医者手臂。同时，对“绞肠痧”患者，试用口服“糖盐水”（李瑾根据记忆提出的补液概念）替代单纯禁食或泻下。
效果是显著且令人震惊的。在严格采取隔离和消毒措施的村庄，疫情蔓延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地方。尽管仍有死亡，但“糖盐水”疗法确实让部分上吐下泻濒死的患者挺了过来。尤其是一位兵部重伤员，腹部被箭矢所伤，肠子外露，按照传统做法几乎必死，但在秦鸣鹤亲自指挥下，医道馆的弟子以蒸酒清洗伤口和双手，用沸煮过的细麻线（尝试以羊肠线替代但未成功）小心缝合了肠管和腹壁，术后以蒸酒擦拭伤口，并用沸水煮过的洁净麻布包扎，令其独居一静室休养。这名伤员竟奇迹般地避免了常见的“溃烂发热”，伤口逐渐愈合，月余后能下地行走！
此事在太医署和洛阳医家圈中引起了轰动。秦鸣鹤亲自经历了这一切，深受触动。他开始反思，那些被自己视为“小道”、“未技”甚至“残忍”的方法，在生死面前，似乎有着传统医理无法解释的奇效。李瑾趁热打铁，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秦公，医者仁心，首在活人。无论针砭药石，还是刀割线缝，皆是手段。若因固守‘身体发肤’之训，而眼睁睁看伤者溃烂而死，看疫病蔓延夺命，此仁心何在？阴阳五行，乃先贤解释人身天地之理之模型，其理或有之，然具体到一疮一伤，一疫一病，若不深究其形，明其所以然，仅凭气化推演，岂非隔靴搔痒？” 李瑾恳切道，“譬如金疮，若不直视伤口，清除污秽，缝合断裂，单靠内服汤药，何以促其愈合？譬如疫病，若不知其可接触相传，不设法隔断，纵有仙丹，何能阻其蔓延？”
他拿出几卷精心准备的图册，那是他凭借记忆和理解，结合询问军中疡医（军医）、屠户、以及查阅零星古籍（如《灵枢》中模糊的解剖记载，王莽时翟义党徒被“割剥”的记载）后，绘制的人体骨骼图、肌肉示意图、内脏位置关系草图，虽然粗糙，且有不少错误，但大致方位、形状已远胜任何传世医书中的“内景图”。旁边还附有从屠户处观察猪羊犬牛等动物解剖得到的类比笔记。
“此非亵渎，实为敬畏生命，探究造化之妙。” 李瑾指着图册，“人非鬼神，乃血肉筋骨所成。不明骨骼如何支撑，筋肉如何牵引，五脏六腑如何安放，气血如何通行，何以正骨？何以用针？何以用药直达病所？古人云‘知其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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