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医术大革新 (第2/3页)
，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要’，或就在这实实在在的形体结构之中，辅以气化运行之理，方为周全。”
秦鸣鹤抚摸着那些图册，内心剧烈挣扎。作为一名有追求的医者，他当然渴望更了解人体的奥秘，以精进医术。但伦理的枷锁、传统的惯性，如同沉重的帷幕。“太子太师，此心此理，老朽岂能不知？然，人体解剖，千难万难。何处得来遗体？纵是罪囚、无主尸身，亦犯大忌，必遭物议，言官弹劾，恐祸及格物院与太子太师清誉！”
“不急于求成，可从长计议，循序渐进。” 李瑾早已有预案，“第一步，我欲奏请天后、陛下，于格物院下，正式设立‘大唐医学院’，不同于太医署之侍奉宫廷，亦不同于民间师带徒。医学院设‘医学’（内科、瘟病）、‘疡科’（外科、伤科）、‘针灸’、‘正骨’、‘妇人’、‘小儿’、‘五官’、‘本草药石’诸科，系统教授。教材便以《开元宝典·医道门》为基，融汇古今。招生对象，不仅限于儒医子弟，亦招收识字的军中疡医、药户子弟、乃至有心学医的僧人、道士。此院宗旨，在培养通晓医理、精通技艺之实用医者，尤重外伤、疫病防治，以应军国百姓之急需。”
“第二步，”李瑾压低声音，“解剖之事，可分步而行。先不涉人体，而以猕猴、野犬、家猪等与人体相近之兽类为范本，详加解剖，绘图记录，比较异同，以明大体结构、血脉走向。此事可秘密进行，选可靠之人，于僻静处所为之。所得知识，可先用于兽类，再谨慎推论于人体。同时，可广泛搜集军中处理重伤残肢、疡医治疗痈疽疮疡时所见，以及仵作（古代法医）验尸之记录（此需与刑部、大理寺谨慎沟通），互相印证。待时机成熟，知识积累足够，或可争取特许，以无人认领之死囚、战场无名尸身，进行极少数的、严谨的、以研究为目的的解剖，并需订立严格章程，尊重亡者，事后妥善安葬。”
秦鸣鹤思虑良久，长叹一声：“太子太师思虑周详，步步为营，老朽……愿附骥尾，为我华夏医道，开一新途。纵然身前身后，谤满天下，亦在所不惜！”
有了秦鸣鹤的支持，李瑾立即行动起来。他首先向武后和高宗上了一道长长的奏表，详细陈述了当前军中医护、民间疫病防治的薄弱，以及《开元宝典》编撰过程中发现的医药知识混乱、传承保守等问题。他提出，为“上以护佑天子百官之康宁，下以拯济军国民人之疾苦”，当“博采众长，融会古今，建立医教，系统传承”，请求正式设立“大唐医学院”，隶属格物院，但享有独立招生、教学、研究之权，并请求朝廷在政策、经费上予以支持，并准许其在特定情况下，为精研医术，可“观察兽体，类比人身，并谨慎参考军、刑之有限记录，以明形体结构，精进外科正骨之术”，措辞极为谨慎，避开了“解剖”这个敏感词，强调目的是为了治疗外伤、战伤，并应对疫病。
奏表在朝中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以禽兽比人，已是褒渎！还要参考刑狱尸身记录，殊为不祥！”“医术关乎仁心，岂可如工匠般操刀弄斧？此非医道，乃屠沽之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之始也。如此作为，将置人伦于何地？”
支持者则多为务实派将领（他们深知军中伤兵若有更好的外科救治意味着什么）、部分经历过疫情的地方官，以及被李瑾私下说服的、对医学有开明看法的官员。双方争执不下。
关键时刻，武后发话了。她先是肯定了“仁心仁术”的重要性，接着话锋一转：“然，若无精妙之术，仁心何以施救？军中将士为国捐躯，若因救治无方而殒命，岂非令忠魂含恨？去岁洛阳时疫，若非格物院防疫之法略有效验，死者何止于此？太子太师所奏，重点在于培养疗伤防疫之实用医者，观察兽体亦为精进救治之术，且明言谨慎，不违大体。朕以为，可试行之。医学院可设，然需严加管束，以临床诊治、防疫活人为先，研究之事，需有限度，不得惊扰世俗，违者严惩。”
有了武后的定调，加上高宗皇帝对当年秦鸣鹤金针之术的好感，以及自身对“风疾”等病症治愈的渴望，最终下旨批准。麟德十一年春，“大唐医学院”在格物院旁专辟的院落正式挂牌成立。李瑾任名义上的“院监”，秦鸣鹤实际主持院务，并征召了太医署数位在伤科、针灸、本草方面有真才实学的博士，以及多位民间名医、军中经验丰富的疡医担任教习。首批学员一百二十人，来源复杂，有太医署的年轻医官，有民间郎中的子弟，有识字的军中伤兵老卒，甚至还有几个对医术感兴趣的道士和还俗僧人。
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体现了李瑾“融合古今，重视实践”的思路。上午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理论，但要求结合病例讨论；下午则分科学习，疡科学生必须学习初步的“形体明解”（以兽类解剖图和模型为主），练习伤口清洗、缝合、包扎技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